李少杰：中国共产党纪律体系的历史演进、比较优势与现实作用——以《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为侧重的考察

本文发表于《党内法规研究》2024年第3期，现推送文章长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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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少杰，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博士研究生

党纪体系是一个政党依循特定原则或目的，将分散的纪律内容按照不同分类组合而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建构体系化的纪律并运用其进行自我约束，是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显著特征。

从历史演进上看。中国共产党的纪律规范在各个时期呈现出不同样态，依次经历了从分散化到门类化再到规范化和体系化的发展阶段。1921-1978年是纪律分散化阶段，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抵制在领导武装斗争和全面执政的过程中出现的党内负面行为和现象，并将有益经验固定为纪律规定，但此阶段制定的纪律在早期受到较强的域外影响，且在“问题-应对”式的纪律建构风格作用下，尚未形成清晰的纪律类别，主要以分散条款的形式出现，反复适用性也较低。1978-1997年是纪律门类化阶段，中国共产党针对现实问题，按照违纪行为的内在联系、错误性质将纪律划分为若干类别，陆续制定了多个单项纪律处分条规，初步实现对党内违纪现象的覆盖管控，提高了纪律规定的适用性，使党的纪律完成了门类化转型并基本走向成文化、制度化，为《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出台积累了经验，也为搭建系统的党纪体系奠定了初步基础。1997-2015年是纪律规范化阶段，中共中央出台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全面、系统地规定党内违纪行为定性和量纪标准的法规，将党的纪律体系整合为政治类错误、组织人事类错误等7大类。此后，党中央于2003年正式印发《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在此后应对翻新变种的违纪情况时，采取了以《条例》为主，单行法规与解释为辅的方式对党纪体系框架进行修补。2015年至今是纪律体系化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始稳定选用“党章+条例”的形式巩固党纪体系，三次修订《条例》以重构与针对性充实党纪体系。2015年《条例》在“纪法分开”“纪严于法”的原则指导下完成了党纪体系的重构，删除与国法内容重叠的诸多条款；在保留政治纪律与组织纪律的基础上，将廉洁纪律、生活纪律、群众纪律与工作纪律作为新的板块纳入党的纪律体系，首次明确了“六大纪律”的内容架构。2018年与2023年《条例》以落实“两个维护”要求为牵引，持续提升党纪体系的政治性、时代性与针对性，一方面将强化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作为首要任务，对党的政治纪律进行了大幅度充实；另一方面坚持鲜明的问题导向，对管党治党中的薄弱环节以及新型违纪行为作出针对性约束。党纪样态的发展演进是历史传承、外部环境刺激与内生实践需要等诸多因素交织影响的结果。体系化的党纪是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的纪律建设工作中探索出的重要成果。从1997年《条例（试行）》的7类纪律框架，到2003年《条例》的10类纪律框架，再到新时代《条例》三次修订的6类纪律框架，《条例》始终坚持从党章这个总源头出发，针对性应对监督执纪工作中遇到的重难点问题，凝结了党的纪律建设工作的有益经验，使党的纪律体系趋向成熟稳定，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有力的武器和规范的依循。

从比较优势上看。政党是有纪律约束的政治组织。以有效方式实现对党员和党组织行为的约束和规范，进而更好地实现党的政治纲领，是大多数政党都需要面临的任务。但不同的政党或身处不同时期的政党，其纪律规范的发育程度往往呈现出巨大差异。将研究视野拓宽到世界政党的纪律现象，才能在横向比较中理解中国共产党纪律体系的优势所在。中国共产党纪律体系的比较优势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依托深厚底蕴，相较于其他政党在内容上不区主分次、不划分类型、不凸显主题或方向的纪律，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中始终高度注重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将应对问题的有效做法凝练为可在党内长期运用的纪律要求，在长期积累与总结到相当数量的基础上，将党纪分门别类，整合为一个集成、集约的纪律系统，不断向更高的呈现样态演进。二是横向边界清晰，相较于其他国家政党内部重叠的纪律内容，中国共产党的“六大纪律”架构秉持强烈的问题导向、具备鲜明的主题意识，通过抽象思维把握大量形态各异、极端错综复杂的违纪行为，以清晰易辨的特征呈现不同纪律之间的差异和共性；以清晰的内容分类与详细的执纪标准为个案裁判提供科学执纪的依循；以鲜明的系统框架为未来概括新情况新问题、推动体系扩展打下良好基础。三是纵向层次分明，在将纪律分门别类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各类纪律之间的层级关系，着重突出政治纪律在党纪体系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管总地位，通过强化讲政治、守规矩的“纲”，带动其他纪律严起来，凸显了管党治党的重心所在，也使党的纪律体系变得更加立体。四是具有制度保障，其他国家政党的纪律主要规定于党的章程之中，少数政党单设了纪律法规，制度规定较为笼统。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工作与党的纪律建设同向而行，党在百年来各个历史时期均为处置彼时的违纪行为制定了一系列制度规范，保障了党的纪律建设的实体规定、原则规定、体制规定、程序规定和监督规定均衡发展，在执纪过程中有规可依、衔接联动，对于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乃至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起到了关键作用。总之，各国政党纪律的发育程度参差不齐，它们虽然对党内治理和党外活动提出了诸多约束与规范条款，但这些纪律主要呈现为分散化和门类化两种形态，很少进一步将其上升为纪律体系。相较之下，中国共产党严明党纪的独特之处，在于它长期探索并积累了庞大体量的纪律规范，并在有纪可依的基础上整合归并，形成了内容稳定、层次分明的纪律体系。

从现实作用上看。中国共产党的纪律体系在百余年更新迭代的历程深受党的自身特质的影响。这些特质使得党的纪律体系始终鲜明彰显党的政治理念，与党建工作布局深度耦合，与党的时代任务同频共振。党纪体系的作用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是价值辐射，党纪体系是中国共产党政治理念的鲜明彰显。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念与党纪体系呈现出道与器的关系，前者为中国共产党创设纪律体系锚定了价值基点，后者在不断演变的过程中深深地打上了特定政治理念的烙印。中国共产党的纪律体系宣示了党旗帜鲜明讲政治的根本要求，彰显了党不谋特殊利益的政治本色，深刻昭示着党坚持人民至上的政治立场，传递出党保持先进性纯洁性的坚定决心。其二是结构适配，党纪体系与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深度耦合。中国共产党的纪律体系与党的其他各方面建设呈现出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关系，党的其他各方面建设工作是党纪体系存在的重要条件，没有这些工作，党纪体系就失去了维护对象；党纪体系又反过来保证党的其他各方面建设顺利开展，没有纪律体系作为约束，管党治党的各项工作部署就会有落空的可能。具体而言，党纪体系为党的政治建设和党的思想建设提供依托，为党的组织建设的顺利开展提供依循，是推进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支点，是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有力保障。其三是功能延展，党纪体系与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同频共振。尽管中国共产党的纪律体系将着力重点落在管党治党领域，但每一类纪律都在不同程度上直接维护着党领导的各项事业。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秉持“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的理念，高度重视党纪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保障作用，以严格的纪律协调统一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行动与意志，确保党在各个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和事业规划顺利贯彻实施。

（注：因篇幅限制，注释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