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是人类社会的毒瘤，治理腐败没有普适之道，却有基本遵循，那就是找到腐败的发生病理，并沿着病理的发生路径逆推医治方法。从现实来看，腐败是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既有惩治威慑不力的原因，也有制度不完善的原因，还有私欲作祟、心存侥幸心理等方面的原因。因此，从根本上治理腐败，要坚持对症下药、系统施治，准确把握自律与他律、治标与治本的辩证统一关系，从惩治震慑、制度约束、提高觉悟等多维层面统筹谋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治党反腐规律，科学研判发展形势，审时度势提出一体推进“三不腐”的方针方略，并突出强调“提高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能力和水平”。一体推进“三不腐”这一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和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一经提出，旋即引发学术界和实务界的高度关注和广泛探讨。研究者们遵循从历史到理论再到实践的研究进路，就解析一体推进“三不腐”的源起与发展、阐明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基础与机理、探寻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困境与路径等议题进行集中探索，取得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以党的十九大以来学术界和实务界相关研究文献为中心，展开立体式考察和多维度梳理，希冀从文献综述角度准确认识和有效把握新时代一体推进“三不腐”方针方略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从而为深化该命题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创新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一、历史进程：一体推进“三不腐”的起源、形成与发展
从一种思想理念的发展史来看，阶段性和延续性的统一是其基本特征。更进一步来说，任何战略方针的形成和发展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阶段性和延续性相统一的历史过程。就一体推进“三不腐”的产生和发展而言，同样呈现出这一历史特征。为此，研究者分别从阶段性和延续性两个历史维度进行了审视和解析。
（一）从阶段性维度解析一体推进“三不腐”的起源与发展过程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由于事物总是处在发展变化之中的，因而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也往往随着事物的变化而渐进发展，并且呈现一个从初步酝酿到逐渐形成再到成熟定型的发展演变过程。作为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和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一体推进“三不腐”同样有一个伴随实践的纵深推进而渐进发展变化的过程。研究者通过对“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由来与发展的历史考察，普遍认为一体推进“三不腐”的方针方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与腐败现象进行坚决斗争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董瑛以反腐败战略方针的阶段性演进为视角，提出一体推进“三不腐”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有以下三个历史阶段：其一，习近平同志早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就对科学治理腐败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思考和探索，提出了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初步构想；其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一体推进“三不腐”进行与时俱进的理论阐述和实践推动，形成“三不腐”一体推进的基本框架；其三，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式确立一体推进“三不腐”既是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也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周义程基于发生学视角认为，一体推进“三不腐”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习近平同志早在浙江工作时提出的事前教育、事后处理和全过程监督；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反腐败斗争的具体情势和实际需要，将一体推进“三不腐”明确上升至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战略目标和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的高度。在此基础上，李雪勤与王冠系统梳理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三不腐”的12次具体表述，认为从起初“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到“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再到“不断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战略目标”的表述变化，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一体推进“三不腐”的思考不断深入，反映新时代我国反腐败战略方针和体制机制的与时俱进。
（二）从延续性维度审视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形成与发展过程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一种思想理念的延续和变化是物质世界的发展在精神生活上的集中反映，延续的快慢、变化的多少都与这种发展紧密关联。由此出发，方能准确把握思想理念演进的历史脉动。与从阶段性维度阐述一体推进“三不腐”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不同，一些研究者坚持从延续性维度整体审视和探究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形成与发展过程。祝福恩等人以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接力探索为视角，提出一体推进“三不腐”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对毛泽东与黄炎培“窑洞对话”的新时代回答中逐步创立的。王希鹏与李雪勤以量变引起质变为出发点，探究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认为一体推进“三不腐”是在以下四个层面认识上的延伸和拓展：一是在规律认识层面，从不敢、不能到不想，是一个从侧重治标到标本兼治、从外部高压到自律自觉的过程；二是在责任主体层面，一体推进“三不腐”是一个从党内监督到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协作演进的过程；三是在方法策略层面，一体推进“三不腐”是一个从单兵作战到系统协同联动的过程；四是在覆盖范围层面，一体推进“三不腐”是一个从反腐败斗争到全面从严治党逐步推进的持续性过程。基于对管党治党规律的把握，姚强等人提出一体推进“三不腐”是持续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的实践结晶，是一个从狠抓作风上破题、在生动实践中探索、在深化发展中形成的延续性过程。
二、理论阐释：一体推进“三不腐”的渊源、意蕴与价值
理论具有先导性作用，是推动实践发展的锐利武器。在思想渊源上探究一体推进“三不腐”的理论基础，从内在机理中透析一体推进“三不腐”的理论意蕴，在历史纵深中把握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创新价值，是推进该命题研究的学术化转向的重要前提。为此，研究者开展了多方位的研究和阐释。
（一）一体推进“三不腐”的思想渊源
基于管党治党和治国理政实践的长期积淀，中国共产党经常提出新的概念范畴，新概念的提出推动人们对实践的认识进入更深层次。然而，“三不腐”并非一个孤立概念，一体推进“三不腐”的提出也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多元化的思想理论渊源。鉴于此，既有研究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探讨了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多元思想渊源和理论依据。
其一，一体推进“三不腐”源于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周建宇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视野中，马克思、恩格斯以人类社会中腐败赖以生存的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国家政权为逻辑起点，剖析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国家官僚制度，清除腐败的前提在于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政权。循此逻辑，高军龙基于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内核提出，马克思、恩格斯指明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要杜绝国家机关公职人员由“公仆”异化为“主人”，应实行普选制、罢免制、监督制和工薪制，以解决政权制度设计的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问题，构筑“三不腐一体”的系统性防线。在此基础上，孙贺与刘一帆从马克思主义廉政观出发，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就如何防治腐败提出了系列富有价值的思想，其思想内容涉及教育、监督、制度、惩处等方面，这些思想为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廉政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构成了新时代一体推进“三不腐”的思想源头和理论依据。
其二，一体推进“三不腐”植根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廉政文化。任何一个国家的治理方式，都会打上自身文化传统的烙印，治理腐败同样不能割断文化的传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不断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廉政文化中汲取反腐败智慧，为新时代提出一体推进“三不腐”提供了文化养分。夏丹波与吴大华从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廉政文化的提取出发，提出一体推进“三不腐”根源于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廉政文化独到而精深的理解，其中重民本、修政德的政治伦理为一体推进“三不腐”提供了道德支撑，古代成熟的官员选任制度、官员考核奖惩制度、监察制度等为一体推进“三不腐”贡献了制度智慧和方法经验。在此基础上，赵林从我国廉政文化传承的角度出发，提出一体推进“三不腐”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古代廉政思想的创造性发展和转化。
其三，一体推进“三不腐”依循系统观念。腐败是一个多维的复杂现象，这就意味着反腐败是一项系统工程，系统内各组成要素、各子系统应是协同共生的。相应地，反腐败措施也不再是孤立的，而是需要具有整体性和协同性。“既要通过惩治形成震慑，也要将自我约束内化到心灵深处；既要通过强化监督和完善制度来减少腐败的可能，也要通过教育引导等手段使人用权时谨慎敬畏。”正因为如此，研究者们从马克思主义系统观念出发，提出治理腐败必然是一种多层次、多维度、多样式的综合治理格局，单靠一种方式不可能完全奏效，必须在内容、手段、措施、效果等诸多要素上建立一个衔接链条，实现各种反腐败要素的相互衔接、共同发力、协同促进。正如有学者所说：“必须运用系统观思想，一体推进‘三不腐’才能形成合力，达到预期目标。”循此逻辑，郭兴全以一体与协同的统筹联动思维为分析视角，提出一体推进“三不腐”涉及腐败治理的主体、客体、战略和方法以及特定时期的反腐败形势、特点和制度环境等多个要素，只有实现系统内部全要素协同配合、各司其责，才能达到“三不腐”治理系统整体的效用最优。在此基础上，蔡志强与张玲提出，一体推进“三不腐”将“三不腐”视为普遍联系的整体，推动“三不腐”形成闭环，使各子系统之间互为依存、相互贯通、一体推进，体现“全周期管理”的系统观念。
其四，一体推进“三不腐”吸取国内外反腐败经验智慧。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既需要坚持发扬中国共产党在反腐败实践中积累的成功经验，也需要积极借鉴世界各国治理腐败的政治文明成果。基于对中国共产党长期反腐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探察，黄红平与王明华认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体推进“三不腐”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史之所鉴，什么时候一体推进“三不腐”，反腐败实际成效就显著，反之则效果难彰。基于坚持一体推进“三不腐”的普遍性，朴林认为，一些国家积累了建立和实施专门的法律法规、建立相对独立的监督机构以及注重公职人员职业品德建设和清廉意识养成等政治文明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三不腐”要求，从而为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一体推进“三不腐”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智慧。
（二）一体推进“三不腐”的理论意蕴
从认识论来看，“三不腐”是一体推进“三不腐”的逻辑前提。因而，深刻把握一体推进“三不腐”的理论意蕴，首要的是精准厘清“三不腐”的基本内涵及其逻辑关系。为此，研究者遵循从“三不腐”到一体推进“三不腐”逐层深入的认识逻辑，分别从两个系统维度对一体推进“三不腐”进行综合性阐释。
首先，“三不腐”是相互关联的有机统一体，各有指向和功用。对于“三不腐”的深刻意蕴，黄晓辉与高筱红认为，不敢腐是指通过强大震慑使权力主体没有胆量以权谋私，不能腐是指权力主体不具备以权谋私的能力和条件，不想腐是指权力主体没有以权谋私的要求或意愿。在此基础上，研究者还就“三不腐”的深刻意蕴及内在逻辑展开进一步探究。刘起军与粟用湘以辩证唯物论为视阈，提出不敢腐是“想而不敢”，不能腐是“想而不能”，不想腐是“能而不想”。“不敢腐”是近期目标，是治标；“不能腐”是中期目标，是过程；“不想腐”是远期目标，是治本。三者由近及远，层层递进。吴丽萍与王蔚进一步揭示“三不腐”各自的指向和功用，认为不敢腐是前提，关注的是“法”和“纪”，侧重于严惩，让贪污腐败者不敢越雷池半步；不能腐是关键，关注的是“规”和“制”，侧重于监督，让腐败者有胆量无机会；不想腐是根本，关注的是“育”和“导”，侧重于教育引导人内心从善，从而消除贪腐之念。
其次，一体推进“三不腐”是“三不腐”的统筹联动、同向发力、效应叠加。立足于对“三不腐”作用机理的分析，罗星认为，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实质就是把惩治震慑、制度约束、提高觉悟结合起来，消除主客观两个层面容易滋生腐败的因素。顺着这一逻辑思路，董瑛提出一体推进“三不腐”是惩治震慑、规制监督、教化内约的一体推进，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统筹联动。以此为基础，周义程阐释了一体推进“三不腐”的科学内涵，即表层涵义在于将“三不腐”作为反腐败斗争的战略目标一起推进、同步推进，做到齐头并进；深层涵义则是把“三不腐”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统筹安排，尤其是把推进“三不腐”的措施放在一起进行综合考虑，在推进“三不腐”某个“不”的过程中，深度挖掘和充分发挥其对推进其他两个“不”的功能作用。
（三）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创新价值
能否充分认识一体推进“三不腐”的理论意义，直接关系到在实际工作中一体推进“三不腐”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进而关系到一体推进“三不腐”能否在实践中取得整体质效。一体推进“三不腐”是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推进治党管权治吏的整体性方略，是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的重要方针。在此基础上，研究者从多维视角阐述了一体推进“三不腐”的价值，揭示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和治国理政的创新意义。
第一，一体推进“三不腐”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与事物之间及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基于这一原理，冯留建与王宇凤提出，一体推进“三不腐”既是重要的方法论，又是有力的实践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联系观、发展观、实践观，只有坚持用联系的、发展的、实践的观点把握“三不腐”，使其协同发力、一体推进，才能不断提高腐败治理效能。高筱红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核心要义出发，提出一体推进“三不腐”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又是对当前反腐败斗争和全面从严治党现实需要的把握，实现了继承和发展的统一，体现了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对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和辩证唯物论的学习与运用的集中体现。
第二，一体推进“三不腐”凝练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理念。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国家治理格局愈发呈现出从单向治理向双向治理、从直接治理向互动治理转变的趋势。这种注重过程互动的治理模式，内蕴多元主体、不同作用场合、多个空间尺度以及多项政策措施的综合作用。循此逻辑思路，王希鹏与张杨从现代国家治理的协同治理要求出发，认为一体推进“三不腐”的核心是“一体”，遵循现代国家治理关于“协同治理”的基本原理和规律，实现治理主体的协同推进、治理过程的交互作用。在此基础上，陈静从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这一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出发，认为构建一体推进“三不腐”的体制机制与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之间具有内在一致性，体现了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关于“全面覆盖”的要求，有助于提升腐败治理能力和水平。
第三，一体推进“三不腐”深化反腐败斗争基本规律。反腐败斗争是一项系统工程，本身蕴含着系统性、整体性的要求，需要标本兼治和各系统要素统筹联动。对此，研究者普遍认为，从手段单一的反腐到多措并举的综合治理，再到一体推进“三不腐”，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反腐败斗争基本规律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基于对中国共产党反腐模式的考察，宋伟与邵景均提出，作为从根本上为治理腐败提出的顶层设计，一体推进“三不腐”与腐败形成的核心要素之间具有内在一致性，体现了反腐败标本兼治的内在逻辑和实现路径，明确了反腐败战略格局，厘清了反腐败工作思路，为深化反腐败斗争提供了强大动力，是推进反腐败工作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要创新。徐黎与蔡志强继而提出，一体推进“三不腐”蕴含着中国共产党对反腐败斗争严峻复杂形势和发展变化规律的清醒认识和准确把握，体现惩、治、防的辩证统一关系，贯通主观与客观、内因与外因、自律与他律、治标与治本、惩治与预防，构建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反腐败行动逻辑和政策策略，是马克思主义反腐败理论的创新发展。
第四，一体推进“三不腐”明确清廉中国战略选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建设廉洁政治的重要任务，并将打造海晏河清、朗朗乾坤的清廉中国作为反腐败的战略目标。如何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一体推进“三不腐”作出了有力回答。基于对清廉中国建设方案的考察，李雪勤与王冠认为，一体推进“三不腐”是实现清廉中国的体制机制保障，能将来之不易的“零容忍、低水平、可持续”的清廉状态保持下去，从而推动我国步入世界清廉国家行列。在相同的立场上，董瑛认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系统施治、标本兼治的理念推进反腐败斗争，坚持把一体推进“三不腐”作为清廉中国建设的根本战略，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增强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廉实力”。
三、实践探察：一体推进“三不腐”的成效、困境与路径
理论来源于实践，最终也应落实到实践中去。一体推进“三不腐”既是重要理论命题，更是重大实践课题，需要找到科学思路和有效方式。既有研究对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实践成效、现实梗阻和实现进路等议题展开了多角度的分析，普遍认为一体推进“三不腐”在具有显著治理效能的同时，也面临着进一步巩固、发展和完善的任务。
（一）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实践成效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的战略部署。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持续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的成效逐渐显现，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全面巩固。据此，研究者从整体和局部两个层面考察了当前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实践成效。
第一，一体推进“三不腐”的整体成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增强一体推进“三不腐”的总体效果，“使严厉惩治、规范权力、教育引导紧密结合、协调联动，不断取得更多制度性成果和更大治理效能”。以制度体系建设为考察窗口，王世谊与周琴将一体推进“三不腐”的成效总结概括为：“保持威慑：查办了一批典型违法案件”“高度重视：形成了成熟的领导体制与工作机制”“加强监督：构建了权力运行制约的内控机制”“完善制度：改革创新党风廉政建设体制”。以实践进展为出发点，江小燕与李斌雄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在实践中已经探索出以案促改、以案促建、以案促治、警示教育、专项治理、“四种形态”等推动“三不腐”贯通融合的有效载体，通过开展问题整改、强化监督检查、完善体制机制等途径，增强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叠加效应，不断提升了腐败治理效能。
第二，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区域效果。见一叶而知深秋，窥一斑而见全豹。一体推进“三不腐”在某个领域的实践成效，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体推进“三不腐”的总体治理效能。蒋来用以问卷调查的方式测量某国有公司员工对一体推进“三不腐”的看法，认为该公司一体推进“三不腐”效果明显，反腐败力度和震慑力大，腐败增量得到有效遏制，职工对公司纪检监察部门信任度较高，监管机制和监督执纪有效，作风建设成效明显，关键人员廉洁度高，党建工作比较有效，职工对反腐败成效满意度高。基于对部分纪检监察干部的问卷调查，刘诗林认为，“三不机制”建设进度不一，“不敢腐”的进展和成效明显快于“不能腐”，而构建“不想腐”的思想防线则最为缓慢，且不同层级和系统间“三不机制”建设效果的差异比不同地理区域间的差异大。基于对贵州民族地区的调研，夏丹波与吴大华认为，一体推进“三不腐”的方针方略在贵州民族地区得到有力的贯彻落实，通过建立健全惩戒机制、防范机制、自律机制和保障机制，在执纪监督、建章立制、宣传教育与“三不腐”协同作用等方面卓有成效。
（二）一体推进“三不腐”的现实梗阻
一体推进“三不腐”经历从认识到实践、从理念到行动、从探索到完善的过程。既有研究对一体推进“三不腐”面临的现实困境和梗阻因素进行了分析，形成以下四种代表性观点。
第一，思想认知有偏差论。行动上一致的前提，是解决认知上的偏差。从思想与行为的辩证统一关系来看，思想认识上发生偏差则行动上必定会引发相应的矛盾。作为党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方针，一体推进“三不腐”在实践中也会面临认识与实践之间的偏差。事实上，在一体推进“三不腐”实践中，既存在把“不敢”与查案、“不能”与制度、“不想”与教育简单等同的不当认识，又有将“三不腐”作为具有先后次序的三个阶段或环节割裂开来的不当做法。对此，王云骏基于整体性治理视角指出，考虑到“三不腐”的差异性，一体推进“三不腐”也是经由不同主体、运用不同方式、面对不同对象、采取不同标准并通过专门化方式分别完成的，但这种“专门化”的极致要求往往不可避免地产生“碎片化”缺陷，导致终极的使命价值、完整的目的要求和体系化工作安排在多样部门的具体目标、个别决策和零星手段的冲击下被模糊、分解，甚至撕裂。黄红平与王明华对此持认同态度，提出实践中对“三不腐”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认识不清、把握不准，把“三不腐”之间的前后环节割裂、顾此失彼，不能对“三不腐”的每个要素做到宏观筹谋、总体规划。
第二，责任落实不到位论。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是构建一体推进“三不腐”体制机制的重要动力，也是实施一体推进“三不腐”方针方略的政治保障。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基础在于落实纪委监督责任，根本在于发挥党委（党组）主体责任的作用。基于对“两个责任”现实境况的分析，宋振策等人提出，有的党组织没有将一体推进“三不腐”放在全面从严治党大局中思考谋划，“说起来重要，忙起来不要”的现象依然存在；有的纪检监察机关存在畏难情绪，没有充分发挥协助党委（党组）构建一体推进“三不腐”体制机制的作用。胡江进而指出，有的党委（党组）依然将构建“三不腐”体制机制的主体责任推给同级纪委监委，对如何构建一体推进“三不腐”体制机制缺乏主动谋划意识，更没有长远的构建规划。
第三，统筹联动不协调论。一体推进“三不腐”的战略规划表明，反腐败绝不是纪检监察机关一家之事，需要纵横各方主体统筹联动、协同作战、同向发力，才能发挥一体推进“三不腐”的整体治理效应。基于对横向部门关系的探察，中国纪检监察学院课题组提出，纪检监察机关内部存在部门、人员协调配合不够的现象，在监督检查、审查调查、宣传等关涉“三不腐”的工作部门中间对号入座，导致各管一摊、各自为政，特别是孤立办案、空泛监督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吴丽萍与王蔚则从纵向协同视角出发，认为一体推进“三不腐”在实践中存在协调衔接不畅现象，有的地方纪委监委作为反腐败工作的牵头协调部门，没有充分发挥反腐败协调（领导）小组的作用，存在线索移送不主动、沟通协调不及时、协调程序不规范的问题。
第四，制度机制不完善论。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治制。“只有建好制度、立好规矩，把法规制度建设贯穿到反腐倡廉各个领域、落实到制约和监督权力各个方面，发挥法规制度的激励约束作用，才能筑起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堤坝’，才能推动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基于对构建“三不腐”机制的观察，苗长胜认为，一体推进“三不腐”仍有诸多机制亟待完善，突出体现在完善“不敢腐”的惩治机制还有差距，完善“不能腐”的预防机制还有短板，完善“不想腐”的自律机制还有弱项。杜治洲以地方反腐败实践为切入口，提出各地在一体推进“三不腐”中存在重措施加码而轻制度建设现象，例如，加大了查处腐败的力度，但并未在优化查处腐败的体制机制方面提出新思路；宣称要织密不能腐的笼子，但并未构建起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与监督制度；增加了廉政教育的频次，但并未建立起适应新时代党员干部特点的廉政教育模式，从而严重制约了一体推进“三不腐”的整体质效。
（三）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实现进路
一体推进“三不腐”虽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显著的实践成效，但仍需进一步巩固、发展和完善。为此，研究者从多维视角对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实现路径展开探索，形成以下六种路径。
第一，“一元主体”履职式路径。我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是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的专责机关。作为新时代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一体推进“三不腐”与纪检监察机关的惩治腐败、预防腐败和廉洁教育职能密切关联。在一体推进“三不腐”战略方针指引下，纪检监察机关必然要创新体制机制、优化布局，以系统思维推进反腐败工作，实现各项反腐败职能的有机融合、一体履职和长效发展。李雪勤与王冠从纪检监察机关职能转换出发，提出一体推进“三不腐”要与纪检监察“三项改革”“三转”融通，统筹落实好“3+3+3”工作要求。基于对监委职能与“三不腐”关系的考察，杜治洲与刘姝君提出，一体推进“三不腐”应着眼于监委职能履行方式的创新，发挥监委各项职能的优势，在顶层设计上建立各项职能一体履行的框架规范，以履行惩治职能带动制度预防和廉洁教育，以履行预防职能深化腐败惩治和廉洁教育，以履行廉洁教育职能助力惩治腐败和制度预防，通过配合联动的方式构筑起惩治、预防和教育的“三不腐”一体推进机制。
第二，“两重系统”叠加式路径。一体推进“三不腐”的核心是“一体”，基础在“三不腐”，它包含以下“两重系统”，即作为整体的“三不腐”这个“母系统”和作为个体的“三不腐”中某个“不”这个“子系统”。从这一认识出发，周义程提出了一体推进“三不腐”的“两重系统”叠加式推进路径：在母系统上持续加强一体推进“三不腐”的组织保障；在三个子系统上，分别以“精准惩治”“以案促制”“以案示警”来强化不敢腐的震慑力量、完善不能腐的制度体系、增强不想腐的自觉意识。基于相同的原理，赵林提出一体推进“三不腐”要在“三不腐”和“一体”上分别发力。一方面，强化不敢腐的震慑，为“不能”“不想”创造条件；强化监督制约、扎紧制度笼子，巩固“不敢”“不想”的成果；增强不想腐的自觉，实现“不敢”“不能”的升华。另一方面，强化“三不腐一体”的整体性协同性，在推进“不敢腐”中挖掘“不能腐”“不想腐”的功能作用；在推进“不能腐”中贯通“不敢腐”的实践，挖掘“不想腐”的内涵；在推进“不想腐”中发挥“不敢腐”的震慑和“不能腐”的约束作用。
第三，“三种机制”协同式路径。协同是存在于社会有机体中的一种重要治理机制，强调多种异质元素的共同作用、形成合力，以此来实现预期目标。在实践中，我们不能将“三不腐”机制割裂开来，而是要以系统思维推动其协同发展。基于这一治理规律，张士海与席亚萍以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为视角，提出一体推进“三不腐”最为可靠和持久的保障在于构建一体化的三维机制：加强反腐倡廉惩治制度和监督制度建设，强化“不敢腐”的震慑；加强反腐倡廉预防制度建设，扎紧“不能腐”的笼子；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制度建设，筑牢“不想腐”的堤坝。樊爱霞持相同观点，认为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关键是强化“三不腐”机制：强化不敢腐的惩治机制，形成强力震慑；强化不能腐的约束机制，用制度管权管人管事；强化不想腐的自律机制，实现自律拒腐。
第四，“四维要素”联通式路径。一体推进“三不腐”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一个体现系统观念的方针方略，只有各要素各系统在时间上连通、空间上贯通，才能实现效应叠加。基于此，郭全乐提出以任务、信息、力量、成果四要素为框架的一体推进“三不腐”的联通式实践进路，即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与廉政建设任务有机联结、促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数据信息联通、推动反腐败资源力量联合、实现“三不腐”成果运用上下共享联动。朴林则从监督、权力、机构、制度的“四位一体”视角探索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实现路径：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把一体推进“三不腐”作为政治监督的重要内容；完善权力配置和运行机制，实现“不能腐”并助推“不敢腐”“不想腐”；优化纪检监察机制，充分发挥专责机构作用；建立“三不腐一体”的融合制度，实现“三不腐”互通互促互带。
第五，“五组关系”协调式路径。坚持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单一孤立地观察事物，妥善处理各种重大关系，是中国共产党治党治国的重要方法论。这就要求我们在大局中思考、在大局中行动，用系统性观点和方法推动工作、协调处理一体推进“三不腐”中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以此为方法论，郭兴全提出一体推进“三不腐”需要处理好“五组关系”，即法治与德治、治标与治本、惩治与预防、执纪与执法、主体责任与监督责任之间的协同关系。陈春江等人持类似观点，并从各要素协调的视角提出一体推进“三不腐”要在实践中处理好“五对关系”：在目标上要注重政治建设与业务建设相互促进，将一体推进“三不腐”的要求贯穿业务工作全过程、各环节、各方面；在责任上要注重主体责任与监督责任同向发力；在对象上要注重抓住“关键少数”与管住“绝大多数”相统一；在落实上要注重建章立制与落地生效同步到位；在措施上要注重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与夯实基层组织相结合。
第六，“六项建设”融合式路径。如前文所述，腐败成因的复杂性，决定治理腐败措施的多样性。一体推进“三不腐”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是各个领域、各类要素及多个主体的综合反映和系统呈现，需要运用系统思维融合教育、监督、制度、文化等因素。基于此，胡江提出一体推进“三不腐”需要从以下六个方面着力，即深度融合“两个责任”、织密织牢监督网、强化理想信念教育、拓宽调研抓手、丰富廉政文化建设、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立足于新的反腐败斗争实际，邵景均提出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六项建设”融合式路径：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思想建设为基础，筑牢政治信仰基石；以作风建设为抓手，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日常监督为保障，织密织牢监督网；以加强纪律建设为关键举措；坚持问题导向，精准研判问题、查处问题、处置问题。
四、趋势展望：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研究的拓展方向
从整体来看，关于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历史探源、理论透析、实践探索的上述研究成果，为我们进一步开展相关理论与实践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础。但经过文献检视可以发现，既有研究仍存在诸多方面的不足，有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的空间。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在部署坚决打赢反腐败攻坚战持久战时提出：“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总的方略就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考虑到在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以及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贡献的时代背景下，一体推进“三不腐”势必会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探讨的理论聚焦点，今后进一步拓展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研究可以从以下多个方面同时发力。
（一）加深历史维度的总结
从前述有关历史维度的探察来看，阶段性维度着眼于对时间脉络的梳理，从不同时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的发展变化中分析一体推进“三不腐”的起源、形成与发展历程，反映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规律的认识逐步深入和提高；延续性维度的实质是在从“治标”到“标本兼治”再走向“治本”的治理逻辑中整体审视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形成与发展脉络，重点指向是突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战略方针的深化和拓展。上述两个维度的分析表明，研究者对一体推进“三不腐”产生与发展过程的探寻，经历了“从单纯字面来看”到“从战略布局高度来认识”这样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这为我们从历史纵深中把握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发展历程和演进逻辑提供了宽阔的视野。但需要指出的是，既有研究大都倾向于对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历史演进过程进行探讨，而从历史演进规律角度揭示一体推进“三不腐”的由来与发展的研究较少，尤为缺少对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历史经验的总结研究。
历史不仅蕴藏我们“从哪里来”的密码，也标定我们“走向何方”的路标。研究和分析反腐败问题，离不开对历史的思考。回顾百年来党的反腐败斗争史可以看到，在历史方位的转换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从以治标为主到标本兼治再到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反腐败方针方略。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的反腐败策略主要是重典惩贪、多策防范、发动群众开展反腐败斗争。改革开放之初党的反腐败方针主要是严厉惩治腐败分子，侧重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党的十五大以后，党中央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侧重从源头上预防和惩治腐败。新世纪新阶段，党中央提出“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并就如何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提出明确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治党反腐的规律性认识，开创性地提出一体推进“三不腐”的方针方略。在此战略方针的指引下，经过不懈努力，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全面从严治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对此，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在总结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党反腐的历史经验时指出：“党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惩治震慑、制度约束、提高觉悟一体发力，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性成就时强调：“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很有必要加强对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历史逻辑的研究，如系统考察中国共产党“三不腐”话语的历史演变，认真梳理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探索实践一体推进“三不腐”方针方略的历史进程和历史规律，特别是要深入总结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一体推进“三不腐”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积累的历史经验，及其对着力提高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能力和水平的历史意义，以期彰显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和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机制在实践中的历史穿透力和旺盛生命力，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和治国理政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
（二）夯实学理维度的研究
一体推进“三不腐”由于其通俗易懂的表述，往往容易被误认为只是一个非常简单、无需进行学理探究的“小问题”。事实上，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随着我国治党反腐实践的不断深入，相应的理论研究亦需及时跟进。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研究，既要增加这一研究的历史厚重感，又要夯实理论基础，从政策文件的描述性和解读性研究向深度的学理探究转化。所谓学理探究，就是要彰显廉政问题研究的系统性和整体性，注重对逻辑理路的理论探索，善于从政理、法理、哲理维度作出更加体系化的归纳和阐释，摒弃和克服低水平、同质化、碎片化研究。然而，基于对一体推进“三不腐”既有文献的梳理分析可以发现，既有研究以报纸文章居多，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偏少，且鲜有高质量的专题性学术论著。一些研究者只是满足于对一体推进“三不腐”进行一般性的梳理、解读和阐释，其研究热度与党中央治党反腐的政策动态直接相关，由此也导致宣传阐释性研究成果较多，而有深度的学理化探究较为缺乏。实际上，这种状况在中国知网（CNKI）的相关文献检索中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印证。例如，笔者在2023年5月中旬分别以“一体推进‘三不腐’”“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为主题在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中进行检索，检索到的文献数量分别为123篇（其中报纸文章41篇）、164篇（其中报纸文章41篇），其中学位论文均为1篇。在此基础上，笔者再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CSSCI）数据库中以“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三不腐’”为篇名进行检索，检索到的文献仅有10篇。
解决既有研究存在的上述问题，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整合研究框架，开展体系化、整体化研究。例如，提炼出能够有效整合“时代背景—生成逻辑—内在机理—价值意义—制度优势—治理效能—实践探索—经验启示—发展进路”的分析框架，以科学论证一体推进“三不腐”的理论根基、制度设计、运行机制，充分诠释其理论创新、治理效能和应用价值。二是开拓研究视野，深入挖掘重点议题。目前学术界关于一体推进“三不腐”的探讨主要从治党反腐这一角度入手，视野相对狭窄。其实，一体推进“三不腐”既是坚持与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实践要求，也是新时代反腐败法治方略，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间具有内在一致性。对此，《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中央文件将一体推进“三不腐”提升至党和国家新的战略高度，有必要将一体推进“三不腐”放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中国特色反腐败道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等战略层面去研究，阐明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内在逻辑、运行机理、价值意义等议题，重点回答以下问题：作为新时代党中央提出的反腐败法治方略，一体推进“三不腐”在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扮演何种角色？对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法治反腐道路有何意义？一体推进“三不腐”体制机制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方面有何价值功能？如何以一体推进“三不腐”推动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
（三）深化实践维度的探索
从事廉政研究，既需要旨在发现规律和探究原理的理论辨析，更需要旨在解决当下现实问题的对策研究。目前学术界关于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实践维度的研究，大多倾向于对其整体成效、阻碍因素等方面的“价值判断”，缺乏比较研究、实地调查、案例分析等基于过程追踪的“事实判断”，尤为缺少对其实践经验的总结研究，导致理论研究缺乏实践经验支撑。为此，有必要加强对一体推进“三不腐”的比较研究、个案研究和对策研究，从中透视不同领域、不同层级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实践经验。
就比较研究而言，学术界既要关注纵向比较又要重视横向比较，即把新时代一体推进“三不腐”方针方略与党的十八大之前的“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进行比较研究，从中透析中国共产党治党反腐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将一体推进“三不腐”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败机制与新加坡以“执法、防贪、教育”为核心的反腐败机制进行比较，从而在比较分析中彰显中国特色反腐败机制的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
就个案研究而言，一体推进“三不腐”没有固定或者通用的模式，不同地区、不同领域如何立足自身实际一体推进“三不腐”机制建设？其中一些成功做法和典型经验对其他地区治党反腐工作的开展和实践有何借鉴意义？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又是什么以及如何解决这些突出问题？这些都是在未来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研究值得学术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话题。
就对策研究而言，纵观现有文献，既有研究虽然较多探索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实现进路，但是大多数研究仍停留在对十九大以来历次中央全会和中央纪委全会提出的理念、思路和方法的讨论上，如树立“一盘棋”的系统思维、健全制度机制、贯通运用“四种形态”、深化以案促改、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等，对如何将党中央与中央纪委提出的有关要求和思路方法具体化可操作化，及其在现阶段的实施困境与优化路径等实际问题，既有研究尚未充分到位。实际上，一体推进“三不腐”关涉多个方面、多个层级、多个要素，需要中央、地方、基层一体推进，监督、执纪、问责一体推进，监督、调查、处置一体推进，“打虎”“拍蝇”“猎狐”一体推进，主体责任、协助责任、监督责任一体推进，那么该如何做好一体推进“三不腐”机制建设的顶层设计与分层对接？如何推动实现纪法贯通与法法衔接？如何推动主体责任、监督责任贯通协同？这些问题仍需在实践中不断探索解答。一体推进“三不腐”必须“三者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把不敢腐的震慑力、不能腐的约束力、不想腐的感召力结合起来”。因此，如何有效运用“全周期管理”方式探索体系化、协同化路径，推动各项反腐败措施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工作成效上相得益彰，继而有效打通“三不腐”之间的内在联系，防止出现孤岛效应，仍需探索新载体和新举措。在这方面，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应用，联通互通的大数据平台成为惩治震慑、监督预防、教育警示的重要枢纽，一些地方和部门开始探索运用大数据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实践路径，以实现“三不腐”之间的互联互通，从而达到“1+1+1＞3”的整体治理效果。由于现阶段探索尚处于起步阶段，一体推进“三不腐”还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制度障碍、技术难点、管理漏洞和保障难题，仍需要学术界和实务界在未来研究中共同思索和探寻破解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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