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捷：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的问题意识、理论渊源和内容体系

【主题论文】本期主题：“马克思主义关于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经典思想”

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的问题意识、理论渊源和内容体系

祝捷

摘要：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多维度的问题意识为导向，培植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纾解治党难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走出历史周期率的必然要求；以多层次的理论渊源为基础，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从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吏治”思想、现代法治思想中汲取精华，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制度治党思想的新境界；以丰富的内容体系为主体，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涵盖了从本质属性到未来发展的多重要素，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思想遵循和行动指南。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全面从严治党；党内法规

作者简介：祝捷，武汉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副主任，武汉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论文创新点：第一，从研究视角上，本文将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作为完整思想体系予以全面阐释，既实现了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充分衔接，又为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相关研究提供了成熟的研究范式。第二，从研究内容上，本文紧扣当下政治实践，契合时代主题，对在新时代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供理论支撑。第三，从研究方法上，鲜明的问题导向使文章本身未流于形式，而是达到了理论高度和深度的有机结合。

引文析出格式：祝捷，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的问题意识、理论渊源和内容体系[J].党内法规理论研究.2018,01:1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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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的问题意识、理论渊源和内容体系

祝 捷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时代的呼唤催生新的思想，伟大的实践需要理论指引。党的十九大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共产党如何继续承担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使命，如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如何不断走进世界舞台中央、为解决人类问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都要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如何建设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怎样建设世界第一大党，怎样以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些兼具历史感和现实感的课题，摆在了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

面对党情国情世情的深刻变化，面对日趋复杂的国内利益格局和外部发展环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认识到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深刻认识到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将全面从严治党放在关键位置，把党的建设优良传统和现代法治文明结合起来，形成了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为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新的指引。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中国化的新飞跃，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新境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应当坚持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以制度的伟力凝聚起党心民心，构建起体制机制，约束好党员行为，继续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从而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一、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的问题导向

坚持问题导向，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方法论。鲜明的问题导向，是推动科学理论不断创新的动力源泉。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所以能够对于建设党的新的伟大工程发挥推动作用，所以能够引导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深入，所以能够获得全党全社会的衷心认同和拥护，关键就是在于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坚持问题导向，以问题导向牵引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以务实的态度勇于直面问题、精于剖析问题、善于解决问题，实现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相统一。

（一）根本问题导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关系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关系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应对“四大考验”、面对“四种危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关键看我们能不能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能不能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如果对自身存在的问题，我们党自己没有能力解决，久而久之，拖延下去，就积重难返了。”习近平总书记从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高度，论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对于把握新时代制度治党的根本问题导向指明了方向。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过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在2017年1月5日发表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97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宝贵成果。得到这个成果极不容易。”在长期实践中探索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容易，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不容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必须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

第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跌宕起伏，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不断深化对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五百年，社会主义曾经辉煌过。但由于种种原因，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空前低谷。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为什么会陷入低谷，一些长期执政、曾经立下不朽功勋的大党老党为什么会失掉政权，尽管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这些政党长期以“人治”代替“法治”，以人代法、以权压法，突出“人治”而漠视“法治”，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保持政治定力，坚持实干兴邦，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必须深化对共产党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运用于党的建设之中，以制度管党治党。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求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创新执政方式，用制度永葆初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长时间特征，会跨越好几个历史发展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乃至于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阶段性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事业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时间特征，决定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只有永葆初心，才能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延续下去。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发展过程中，会遭遇各种各样的困难，出现阻碍和曲折，事业的复杂性也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初心应对之，始终以立党之初的朝气和正气面对困难。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不仅体现在党的意识形态中，也写在党章等党的制度体系中。制度是党的初心的重要载体和根本保障，制度以规范形态承载着党的初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既需要强化政治思想教育，也需要强化制度治党，以制度构筑不忘初心的底基。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推进伟大工程，要结合伟大斗争、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时间来进行，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对创新管党治党方式，形成制度治党新格局提出了根本要求，因而是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形成的根本问题导向。

（二）历史维度的问题导向：走出“历史周期率”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只有以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深化标本兼治，保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中国共产党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不断开展反腐败斗争，把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引向深入，都是基于对“历史周期率”的深切忧虑和深刻思考。

1945年7月，毛泽东同志和知名民主人士黄炎培有过一段被称之为“窑洞对”的著名谈话。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毛泽东同志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是一个历经历史沧桑的老人，自清末以来看惯了“城头变幻大王旗”，所以他向中国共产党提出如何走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时隔60余年后的2012年，刚刚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同志考察民建中央时，把“窑洞对”作为党的领袖和民主人士对谈的佳话再次提起，也表明如何走出“历史周期率”仍然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严肃的大课题。“历史周期率”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立基于历史维度对自身所处环境和所遭遇问题的思考。

第一，历史周期率是对于中国历史经验的总结

一部中国历史，是一部王朝更替史。自秦汉以降，及至明清，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享国者大多不超过三百年，每两百至三百年中国就要遭受一次王朝更替。中国历史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都没有跳脱出治乱循环的“历史周期率”。黄炎培对于“历史周期率”的凝练和阐述，主要围绕着中国历史展开。黄炎培对于政权建立初期和衰亡时期执政者的风貌作为详尽地描述：“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如何避免长期执政后的精神懈怠，如何避免“人亡政息”的历史悲剧，如何带领中国和中华民族走出历史的治乱循环，开启一个全新的时代，都需要中国共产党人的思考和探索。

第二，历史周期率是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500年波澜起伏的总结

历史周期率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也有“历史周期率”。从空想社会主义者到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从十月革命催生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到二战后建立横跨欧亚的社会主义阵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曾经辉煌过。但是，1989年至1991年之间，一些大党老党纷纷失去执政地位，苏联和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改旗换性”，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到空前挫折。一些大党老党失去政权的原因，除了被外部势力和平演变外，更加重要的原因是长期执政所导致的党领导弱化、党的权威不彰、党员意识淡漠等内因。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成败不仅关乎中国国运，也关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衰成败。如何继续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需要中国共产党探索一条走出“历史周期率”的执政之路。

第三，历史周期率也是对世界各国政党面临的长期执政难题的总结

“历史周期率”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独有的现象，世界各国政党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同样面临着“历史周期率”的考验。一些采取普选制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两党或多党轮替执政，在本质上也是“历史周期率”的体现。而有的国家尽管采取多党制，但有着长期执政的政党，这些国家的执政党同样面临着“历史周期率”的考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党的活动，都是围绕取得政权和巩固政权展开，只不过在形式上体现为竞选和选举。如何破解”历史周期率”，保持执政地位，同样考验着世界各国政党。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破解“历史周期率”的探索，不仅是中国共产党自身长期执政、稳固执政所需，而且也为世界各国政党巩固和发展执政地位探索一条可行的路径，因而不仅有着中国意义，也有着世界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党员干部：“当年‘窑洞对’的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了吗？恐怕还没有。”如何破解“历史周期率将长期伴随中国共产党”，从而推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

（三）现实维度的问题导向：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出现的问题，严重影响着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削弱了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是由人心向背决定的。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进行深刻思考，形成解决问题以及巩固解决问题成果的办法，这些都从现实维度对凝练和形成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提出了需求。

第一，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全党必须认清的客观事实，解决这些问题因而是理论创新的直接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于党内存在的问题作出重要论述，从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到潜规则对党内生活的侵蚀，再到党建工作面临的四大难题，深刻细致地罗列和分析了党内存在问题的表现形式、根源和应对方法。《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下简称“《准则》”）作出全面精准地概括，党的十九大报告也对党内问题的表现形式和危害进行了深度剖析。《准则》指出：“这些问题，严重侵蚀党的思想道德基础，严重破坏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严重损害党内政治生态和党的形象，严重影响党和人民事业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继续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解决这些问题，既需要扎扎实实的贯彻落实和行动，也需要理论的支撑和指引。如何解决这些党内存在的问题，党的建设科学化的标准是什么，如何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这些问题既是实践问题、政策问题，更是理论问题，需要在理论维度上进行凝练和升华，从而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逻辑自洽、说理充分、易于接受的理论体系。

第二，巩固问题解决的成果，防止问题反复发生，需要大力推进理论创新

党内存在的问题并不是近些年来才发生的，中国共产党为解决这些问题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有的问题尽管当时获得了解决，但会出现反弹，有的问题在一定时期内还有着愈演愈烈的倾向，有的问题甚至形成潜规则，严重影响党的作风和形象，削弱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如何在解决问题的同时，更注重形成稳定的问题解决机制，巩固问题解决的成果，防止问题反复发生，也需要在理论寻求突破。中国共产党以思想建党，长期注重思想教育在党的建设方面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通过制度固化全面从严治党成果，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从以“治标为主”向“标本兼治”发展，需要在理论上形成有力的支撑。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是对于过去党的建设主要依靠思想教育的突破和发展，是基于党内面对复杂问题的理论创新，因而也是有着巨大生命力和发展活力的创新理论。

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现实压力，也是最为人民群众直观感受的问题，直接涉及到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解决这些问题，既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自我、强化自我之举，也是中国共产党表明自身立场、塑造道义制高点的关键。这些任务都需要理论的支撑和助力。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直面问题，以问题为导向和切入口，为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提供思想武器。

（四）发展维度的问题导向：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的十九大描绘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蓝图，并为实现这一蓝图设计了路线图，确定了时间表。实现十九大确定的各项发展目标，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关键在党。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族复兴必然是空想。”党要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民族复兴，必然需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提升治理水平。党的建设和国家治理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党的建设关系国家治理的成效，而国家治理为党的建设注入新的元素。从发展的维度观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党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对提炼和形成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提出了需求。

第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也是党治国理政的重要目标定位，因而要求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党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且把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之一，要求全党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意义重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完善、不断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面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任务，不仅需要把党的执政行为按照治理思维的要求进行必要调整，而且也需要加强党自身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制度作为治理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在运用治理思维推进党的建设过程中，可以并已经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是新时代推进党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认清制度在党的建设中的作用，并通过制度创新不断完善管党治党的体制机制，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而形成能够指导党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的科学理论。

第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构成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用制度治党管党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也是为解决世界共同面对的政党政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必然选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任务，把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之中。这既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任务所需，也是不断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要求所需。解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各项问题，需要形成具备稳定性、持续性的管党治党新格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空前的执政难题，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特征，解决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和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要求和期待越来越高。这些都要求中国共产党不断提高自身能力，适应和克服各类执政风险，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执政压力和执政风险，又是世界各国政党都会遇到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以制度治党管党，探索出一条执政党建设的新路径，也为解决世界共同面对的政党政治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此意义上，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的产生，顺应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需要，顺应党的建设科学化任务需要，也顺应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党的建设层面的理论需求。

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源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源自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历史的忧虑与思考，源自中国共产党人对于自身所处环境和所存在问题的关注，也源自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未来发展的愿景和希望，是面向问题、植根现实的重大理论创新，有着深厚的实践基础，必将对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提供扎实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

二、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的理论渊源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新时代怎样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把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中国传统“吏治”思想和现代法治思想结合起来，在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进行艰辛理论探索，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政党政治发展规律和执政党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形成了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根本上来源于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在理论上承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制度治党的论述、中国传统吏治思想和现代法治思想，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制度治党思想的拓展，也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制度治党思想的新境界。

（一）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与执政党建设领域三大规律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在加强党的建设领域，不断探索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政党政治发展规律和执政党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执政党建设领域的三大规律，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规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大规律紧紧围绕执政党建设领域的突出问题，坚持探索三大规律，深化对于三大规律的认识，对于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起着引领作用。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不断深化和拓展对执政党建设领域三大规律认识的理论成果。

共产党执政规律是执政党建设需要探索的首要规律。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共产党执政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要特征，维护共产党执政地位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与发展的首要任务，因此，探索执政党建设领域的基本规律，首先要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表明，无产阶级政党获得政权不容易，巩固政权更不容易。如何实现共产党长期执政、稳固执政，是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根本目的。作为长期执政的政党，如何保持执政初期的朝气与正气，如何加强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纯洁性建设，是必须解答的问题。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以维护共产党长期执政、稳固执政为根本任务，创造性提出以制度记载党的初心，以制度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把党的执政理念、执政原则、执政方法和执政过程以制度的形式确定下来，从而将党的执政转化为制度制定、实施和运行的过程，丰富了共产党执政的表现形式，不断推进党的建设理论创新。

政党政治发展规律是执政党建设需要探索的外在规律。从广义的角度而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执政，也可以归类为一种政党政治的表现形态。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是政党政治，政党政治的理论模型认为，政党既是代表一定阶级的社会组织和政治团体，也是人民意志形成的机制。政党形成政策、遴选精英，人民通过选择政党及其政党遴选的精英，达到选择政策和形成政治共识的效果。然而，世界主要国家政党政治的发展历程表明，不同政党的政策已经出现相对趋同化的现象，选民的政治偏好更多来自于政党的自身形象、团结程度和执行力。政党政治的发展，因而要求政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增强政党的团结和凝聚力。世界主国家政党政治发展的趋势表明，政党政治发展已经呈现出从更加重视政党外部政策转向更加重视政党内部建设的规律性特征。同时，世界主要国家政党政治的发展，还呈现出依法治理的特点，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立法方式规范政党行为，形成了政党法体系。在这些国家的政党法体系中，不乏关于政党的组党原则、组织架构、党员权利等方面的规定，有着以国家立法规范政党内部事务的特点。无论是更加重视执政党自身建设，还是以法治方式进行政党内部治理，都启迪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把握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基础上，把握中国的国情和中国共产党的党情，不断探索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创新路径。

执政党自身建设规律是执政党建设需要探索的内在规律。执政党建设尽管包括执政环境建设、执政能力建设、执政体系建设等方面，但最本质、最重要的是执政党自身建设。执政党自身建设规律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如何建设执政党的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制度建设贯穿于执政党自身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是推动执政党自身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执政党自身建设的关键是“人的问题”，也就是如何统一人的思想，保持人的品性，凝聚人的力量，集合人的智慧。制度建设的逻辑起点是把解决人的行为问题作为解决“人的问题”的核心与关键，在执政党自身建设领域引入了法治的治理方式，从而以规范党员和党组织的行为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推动党的各项建设发展。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把握执政党自身建设规律，把制度放在管党治党的关键位置，将制度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重要位置，用制度建设串联起党的各项建设，从而实现执政党自身建设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

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既符合执政党建设领域的规律性特征，顺应执政党建设的发展趋势，又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党的建设实践不断丰富着执政党建设领域的三大规律，不断深化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执政党建设领域三大规律的认识。

（二）思想之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制度治党的论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灵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党的建设、党的纪律等问题有着丰富的论述，体现着制度治党思想的真理之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这些都构成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源泉，也为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注入了灵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为对于党的建设和党的纪律的论述，是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的思想源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高度重视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对于党的建设、党的纪律有着丰富的论述，这些论述及其对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的启示主要有：

第一，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必要性的论述

恩格斯指出，要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必须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队里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高度重视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把无产阶级政党建设作为无产阶级开展斗争、取得胜利的关键，并一再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和其他政党的本质区别，认为建设一支有着铁一般纪律和战斗力的政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不同于其他政党的关键所在，也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关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必要性的论述，也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何需要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的重要意义做出了理论指引。

第二，关于党的纲领的重要性的论述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党的纲领是凝聚党的意志的旗帜，也是无产阶级政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与关键。马克思指出，如果建立一个没有纲领的党，一个谁都可以参加的党，就不成其为党了。马克思还指出，共产党要完成伟大的使命，就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积极的纲领。如果党的纲领还没有制定出来或者还处于萌芽状态，新的党也将处于萌芽状态：它可以作为地方性的党存在，但不能作为全国性的党存在；它将是一个潜在的党，而不是一个实在的党。马克思对于党的纲领与党的行动之间的关系，也做了充分的说明：一个政党的正式纲领没有它的实际行动那样重要。但是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党的纲领的论述，不仅揭示了党的纲领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且很多观点和判断可以直接运用于认识党的章程、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重大意义，因而对于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有着直接的启示价值。

第三，关于党的纪律和党内监督的论述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党的纪律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无产阶级政党保持战斗力和凝聚力的关键。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回信中指出，我们现在必须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非常重视党内监督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马克思指出，不要再总是过分客气地对待党内的官吏——自己的仆人，不要再总是把他们当作完美无缺的官僚，百依百顺服从他们，而不进行批评。列宁高度重视党内监督，提出：“应该有更多的多种多样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形式和方法，来杜绝毒害苏维埃政权的一切可能性，反复不倦地铲除官僚主义的莠草。”列宁晚年提出建立工农检察院的设想，为建立权力监督的专门机关进行了思想探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的纪律和党内监督的论述，强调党的纪律和党内监督的重要性，为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突出党的纪律建设和党内监督制度的建设提供了思想武器。

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论述中，直接关于制度治党和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内容并不多，但其中已经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为什么要进行制度治党，如何进行制度治党等重大问题的思考，也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通过制度建设无产阶级政党、强化党的纪律建设、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的思考，为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最为根本的理论渊源。

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的形成提供根本指引。运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同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推进制度治党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体现在其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本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为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根据时代特点不断创新和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特点，为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奠定了认识论基础；“物质决定意识”的观点，对于理解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关系有着重大启示作用，也有助于科学判断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所处的时代环境，确定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所要完成的时代使命；社会是在矛盾中前进的观点，揭示了进行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为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所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明确了方向；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又对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在党的各项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如何体现制度建设贯穿其中的深刻内涵作出了指引，等等。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贯穿于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也贯穿于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是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永葆生机活力的力量源泉。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既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创立的基本理论，又包括在后来的发展中形成的新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也包括丰富的制度治党思想，这些都构成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的理论渊源。理解和把握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的思想之魂，既需要透彻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的建设和党的纪律的经典论述，又要把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更加需要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中的制度治党思想，既要注重原典的原理性和原初性，又要注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继承性和发展性，从而更加深入地认识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的本来和源流。

（三）思想之基：中国传统“吏治”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这些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中国传统“吏治”思想是在中华文明5000年历史中逐渐形成的思想体系，包括德法关系、“治吏”模式、监察思想等。中国传统“吏治”思想的精髓，是把德治与法治结合起来，运用德法结合的办法，约束官员行为，从而达到“治吏”的效果。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以中国传统“吏治”思想为文化根基，结合时代特征挖掘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不断吸取中华文化传统的智慧和养分。

德法结合的思想，是中国传统“吏治”思想的精髓，也是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的文化基础。注重道德、礼法的教化作用，将之与制度规范的约束作用相结合，形成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的格局，是中国传统“吏治”思想的最大特色，也是中国传统“吏治”思想的精髓。礼法合治的思想认为，国家治理中，要把道德礼法和制度规范结合起来，通过礼法合治，实现“内圣外王”的理想状态。德主刑辅的思想，又把道德礼法置于制度规范之上，强调道德礼法在治国理政中的优位性。如《论语》所载，“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明确表明了道德礼法对于制度规范的优位性。当然，德主刑辅的思想并不意味着只要道德礼法而不需要制度规范，而是更加强调道德礼法的重要性，突出两者应当紧密结合，不可偏废。德法结合的思想，对于理解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意义重大。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经验之一。把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结合起来，既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和意识形态教育对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性，又强调以制度规范和治理党的各项工作。其中，思想建党突出意识形态、政治立场、思想品质和道德修养等对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性，相当于德法结合中“德”的部分，而制度治党强调制度和规范对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性，相当于“法”的部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有机结合和同向发力，与德法结合的中国传统“吏治”思想暗合，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的影响。

“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的思想，是中国传统“吏治”思想的出发点，也是各级领导干部和党员守纪律、讲规矩的重要依据。中国古代各个朝代都重视选拔人才，以优秀人才充任各级官吏，强调举贤使能、唯才是举。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把合适的人置于合适的位置，使其承担合适的职责，实现人得其位、才尽其用，是中国古代实现“治世”的前提要素。中国历史治乱兴衰的教训表明，对于人才及其官吏的管理，和选拔人才、任用人才=一样重要，构成“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各个朝代对于官员的考绩、铨叙、赏罚都有着详尽的规定，并且专门设置有司负责对于官员的监督和考核，这些思想、制度和举措都是为了保证人的基本素质，保证人尽其才、人守其责。“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的思想，也为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所延续。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强调人才选拔工作，把“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作为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举措，而且强调领导干部和党员守纪律、讲规矩，确保人才使用的正确政治方向和基本底线。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都是对于“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的延续和发展。抓住“人的问题”，是“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思想的要害和关键。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以党的各项纪律和规矩作为标尺，建立制度治党管党，规范领导干部和党员的言行，以“人的问题”为切入点，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

惩治贪腐、强化权力监察的思想，是中国传统“吏治”思想的关键，也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一重大论断的传统支撑。治世官多清廉，而末世官多贪腐，这已经成为中国古代王朝兴替的一条铁律，因此，中国历朝历代都重视惩治贪腐、强化权力监察。历朝历代都制定有严苛的法律惩治贪腐。如战国时期的齐威王树立大鼎，烹杀贪腐官吏；又如汉代法律规定，吏坐受赃枉法，皆弃市，子孙三世“皆禁锢不得为吏”；再如宋代法律规定，赃满五贯者处死，为不赦之罪，与谋大逆同，等等。与此同时，对官吏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也是中国封建“吏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这些惩治贪腐的制度和法律获得较好实施时，往往是封建王朝发展比较顺利的“治世”，而每当遭逢乱世之时，往往伴随着惩治贪腐的制度和法律被虚置或者破弃。惩治贪腐，强化权力监察，是从中国古代王朝治乱兴衰的教训中得出的一条基本经验。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延续惩治贪腐、强化权力监察的思想，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以制度筑牢拒腐防变的笼子，把管住领导干部和党员的行为作为着力点，推动制度建设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不断强化和完善惩治贪腐和强化权力监察的制度基础。中国传统“吏治”思想为提炼和形成“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一重大论断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为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提供了正反两面的启示，是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的重要来源。

中国传统“吏治”思想为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输送了文化养分，厚植了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的文化根基，同时也为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夯实了“文化自信”的基础。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植根在中国传统“吏治”思想的文化根基之上，因而有着强大而持久的生命力。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传统“吏治”思想尽管在某些观念、命题和措施上和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有着相同之处，但中国传统“吏治”思想的根本出发点是维护封建皇权，这与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的人民性特征有着本质区别。因此，梳理中国传统“吏治”思想对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时，并非是对中国传统“吏治”思想的亦步亦趋，更不是抱残守缺、因循守旧，而是应当更加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启示意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养分不断厚植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的文化根基。

（四）思想之形：现代法治思想

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不仅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制度治党的重要思想，汲取中国传统“吏治”思想养分，也合理借鉴人类社会关于法治建设的思想。现代法治思想是在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历程中形成的思想体系，包含着一系列具有一般性、规律性和普遍性的思想，对于形成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也有着重大价值。

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产物，已经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接受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亚里士多德对于法治做出了经典定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依循法的治理，依循良法的善治，而非通过人的治理，成为法治的核心要义。经过两千余年的思想演进和实践发展，法治已经形成了丰富的价值体系、制度体系和实践体系。现代法治思想把西方法治中具有的宗教性、民族性和地域性特征剥离，主要包括宪法至上、良法之治、权利保障和权力制约等核心思想。尽管现代法治思想的大多数内容产生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实践和社会实践，但其中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现代法治思想主要是从三个方面而言的：其一，法治是蕴含着民主、人权、平等、公平、正义、安全等在内的价值体系，对理想社会和美好生活的追求是法治始终不渝的价值导向；其二，法治是具备立法、行政、司法、守法、监督等在内的完整治国理政和社会治理的制度体系，法律和制度是法治的基础和外在表现形态，法治就是以制度为主要途径和形式的治理方式；其三，法治是包括法的制定、运行、实施在内的实践体系，法治是依循法的治理方式，法律的制定、运行、实施是法治对国家和社会发生作用的主要途径，法治是法律和制度的动态运行已经在国家和社会中获得实现的状态。

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中国共产党已经选择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1999年修宪把法治原则载入宪法。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做出了重大战略部署。党的十九大把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方略之一，并且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解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协调“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其中包括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表明全面从严治党也可以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现代法治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可以进行有效的融合。

现代法治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相融合的关键，是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之间关系的厘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和法的关系是一个根本问题，处理得好，则法治兴、党兴、国家兴；处理得不好，则法治衰、党衰、国家衰。现代法治思想得以落地生根，能够与中国国情兼容，都在于能够同党的领导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势相结合。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之间，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党的领导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法治的政治保证，是社会主义法治有别于其他类型法治的根本区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在我国，法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愿的统一体现，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党领导人民实施宪法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这就是党的领导力量的体现。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也是具有领导力量的政党。不论是中国共产党的党章还是我国宪法都规定，党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党员干部都不得具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作出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政治陷阱，是一个伪命题。这个问题的根本错误在于，混淆了作为执政整体和执政力量的党，与作为具体个体存在的党员和党的干部的界限，把具体的党的组织、党的干部和党员同党混同起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说“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伪命题，那么对各级党政组织、各级领导干部来说，权大还是法大则是一个真命题。我们说不存在“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是把党作为一个执政整体而言的，是指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而言的，具体到每个党政组织、每个领导干部，就必须服从和遵守宪法法律，就不能以党自居，就不能把党的领导作为个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挡箭牌。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绝不是要虚化、弱化甚至动摇、否定党的领导，而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改善党的执政方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包括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等国家法治体系，也包括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因此，党内法规体系已经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度治党，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的体现，也是现代法治思想对于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的思想供给和理论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法治思想揭示了法治建设一般性、普遍性的规律，而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结合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也有其特殊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习借鉴不等于是简单的拿来主义，必须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认真鉴别、合理吸收，不能搞“全盘西化”，不能搞“全面移植”，不能照搬照抄。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在借鉴吸收现代法治思想时，应当把握法治的根本要义和精髓，而非拘泥于个别论断和字句，更不能以现代法治思想中的若干命题作为评判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成败优劣的标准。

三、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的主要内容

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推进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形成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度治党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是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的直接来源，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的实践基础。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明确了新时代制度治党的本质属性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突出了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对于坚持和发展党同人民血肉联系的重大意义；明确了新时代制度治党的基本前提是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突出了制度治党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的重大意义；明确了新时代制度治党的逻辑起点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突出制度建设对于规范和约束权力运行的重大意义；明确了新时代制度治党的体系外延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突出了依规治党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意义；明确了新时代制度治党的根本遵循是党章这一党内根本大法，突出了党章作为全党必须遵守的总规矩的重大意义；明确了新时代制度治党的根本目的是为党的长治久安提供坚强制度保障，突出了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对于确保党长期执政、稳固执政的重大意义；明确了新时代制度治党的基本方法是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突出了纪律和规矩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的重大意义；明确了新时代制度治党的实施路径是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各项建设之中，突出了制度建设对于提升党的各项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大意义；明确了新时代制度治党的制度体系是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突出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重大意义；明确了新时代制度治党的落实关键是让遵守法规制度蔚然成风，突出了制度实施在制度贯彻落实中的重大意义；明确了新时代制度治党的未来发展是增强依法执政本领，突出制度治党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重大意义。十二个“明确”明确了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的主要内容，十二个“突出”突出了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的重大意义。本书梳理、理解和把握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的主要内容，十二个“明确”和十二个“突出”的线索进行。

（一）本质属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在新时代制度治党的进程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人民性”在党的建设领域的集中体现。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放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第一条，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对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认同与遵循。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决定了“人民性”是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的根本政治属性，也是新时代制度治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决定了“人民性”是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的根本政治属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向背。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所在。争取人民的拥护、支持和认同，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也必然遵循这一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把人民性作为根本政治属性。人民性作为根本政治属性，决定了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的政治底气来自于人民的支持，政治动力来自于人民的需要，政治支撑来自于人民的拥护。理解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性作为新时代制度治党价值判断的根本依据。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决定了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人民，必须在新时代制度治党中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以坚决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中心。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现象，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完善管党治党的制度建设，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把人民性贯穿于制度谋划、制度制定和制度实施的全过程和各方面，以人民的需要和人民的利益作为新时代制度治党的根本需求，作为判断制度良恶与否的根本依据。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的本质属性，既需要从政治层面、理论层面加以理解，又可以转化为具体的制度设计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是在推进党的制度建设时，不仅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且在程序上建立相应的体制机制，充分发挥人民的能动性，鼓励和支持普通党员和人民群众参与党的制度建设，推动党的制度建设民主化、科学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才能永葆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的生机活力，才能够保持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的政治本色，从而不断推进新时代制度治党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

（二）基本前提：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

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建思想的创新与发展。中国共产党以思想建党，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党的意识形态，强调思想建设，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以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面，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在政治上、思想上和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是党的建设的重要方式。高度统一的思想，是全党力量和行动高度统一的保证，也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胜利的保证。思想建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的宝贵经验，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思想建党更加关注人的内心世界，通过型塑和改造人的内心世界，推动形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对于党的建设而言，思想建党是内在的、根本的、本质的力量，然而，把党的建设仅仅寄托在思想层次是不够的，还需要用制度对于外在的行为进行规范，实现制度治党。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把思想和制度并重，把建党和治党并举，在党的建设中突出制度治党的重要地位，是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的基本前提。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关系问题，多次就这一问题作出重要论述。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进行了全面论述。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突出强调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2018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把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作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经验，再次强调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之间的紧密关系。

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明确了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的同向性和同时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同向性和同时性，是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能够相统一的价值基础和逻辑基础，是把握“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切入点。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统一于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进程中，两者在建设对象、建设方法、实施路径等各方面都有所不同，但在本质属性、目标定位上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因而具有同向性，而在运行和实施上也具有同时性。对于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性与同时性的揭示，既准确阐述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紧密联系，又对如何推进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提出了要求。

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明确了思想建设必须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党内存在的一些问题，根本问题是思想问题。思想问题的产生是多元的，既有党员干部目标方式缺失、理想信念丧失等原因，也有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等原因。解决思想问题的关键，是强化思想教育，补足共产党员的“精神之钙”，同时也需要加强制度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于思想建设之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想教育要结合落实制度规定来进行，抓住主要矛盾，不搞空对空。要使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也要使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思想建设对制度建设提出了要求，也是制度建设的总开关、总指引。把思想建设的好经验、好做法和好传统，用制度形式固定下来，进而通过制度的实施和执行，发挥制度的激励约束作用，从而构建全面从严治党的堤坝。思想建党明确了党的建设的核心本质是解决人的思想问题，实现党在思想上的团结和统一，制度治党则是明确了党的建设的实现路径问题，把制度建设贯穿于思想建设之中，通过制度管党治党，确保和巩固思想建党的成果。

（三）逻辑起点：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用制度管权治权。权力是政治资源的集合，人们为了管理公共事务、开展公共服务、维护公共利益，让渡出部分个人自由和权利，形成了公共权力。公共性是权力的基本属性，为公众服务，保障公共利益，是权力形成的原初目的。权力为了公共性而产生和发展，不受限制的权力也逐渐脱离公共性，成为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纵观人类文明史，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在法治轨道上行使可以造福人民，在法律之外行使则必然祸害国家和人民。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是把用制度规范权力，用制度约束权力，用制度保障权力，以制度保证权力始终保持公共性的特点，避免权力成为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

习近平总书记这样描述和分析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从前些年和最近揭露出来的一些涉及领导干部的大案要案看，其犯罪情节之恶劣、涉案金额之巨大，都是触目惊心的，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简直到了利令智昏、胆大包天的地步！之所以会弄到这个地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一些领域的体制机制还不健全。如何靠制度更有效地防治腐败，仍然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把制度建设作为管权治权的根本途径，注重通过制度建设管党治党，从而形成了以制度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因此，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的理论体系是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重大命题发端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是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的逻辑起点。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不仅与放纵权力、使权力不受约束的做法不同，而且与不信任权力，对权力进行全面制约的西方权力制约思想不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目的就是以制度限制权力，给权力施加外在的制度约束，用制度界定权力范围、规范权力运行、明确权力运行的责任后果。但是，权力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是公共事务得以延续和公共利益获得维护的保障，对于权力因而不能单纯地加以限制，还需要维护权力的有效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既是限制权力，也是保障权力，以维护权力的公共性特征。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对象是权力，关键在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对于用什么样的制度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怎样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有着丰富的论述。第一，关住权力的制度笼子应当是“明规则”，而非“潜规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立明规则，破潜规则，必须在党内形成弘扬正气的大气候。第二，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关键是建立权力运行的法律制度，以法治规范权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说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是要依法设定权力、规范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如果法治的堤坝被冲破了，权力的滥用就会像洪水一样成灾。第三，制度应当具备科学性，能够把权力关进笼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度不在多，而在于精，在于务实管用，突出针对性和指导性。如果空洞乏力，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再多的制度也会流于形式。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一重大命题发端，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把制度放在管权治权的关键位置，通过对于制度的展开与铺陈，形成了新时代管党治党的理论体系。

（四）体系外延：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

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主要聚焦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管党治党，核心是通过制度建设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因此，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是一套管党治党的思想体系，这是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的基本定位。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一条基本政治原则，所以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也必然涉及国家治理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制度治党和国家治理的关系作出重要论述。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国家治理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党的建设在内的各领域的体制机制，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治党等各个方面的能力。党的建设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环节，也是具有根本性的环节，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虽然是管党治党的思想体系，但其体系的外延也延伸至国家治理的层面。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把国家治理和党的建设结合起来，把治国理政和管党治党相统一，形成了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的思想，从而界定了其体系外延。

依法治国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结晶，而依规治党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实践中探索形成的管党治党方式，是中国特色法治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依规治党被定位在党的建设领域，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其中包括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从而将党内法规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法治层面实现了国家治理和党的建设的融合。把党内法规体系纳入国家法治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有别于西方法治体系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政治属性的体现。

依法治国是指在治国理政中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是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国家治理层面的运用。依规治党是指在管党治党中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是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党的建设层面的运用。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的基础是：第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国家治理离不开党的领导，而管党治党的成效最终要体现在国家治理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因此治国和治党必然有机统一；第二，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既是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也是党自身建设的基本方式，治国和治党都依循法治作为基本方式，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是实现治国和治党相统一的纽带；第三，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党的建设水平决定国家治理水平，依法治国的水平也取决于党的建设的法治化程度，同时，国家法治建设对于党内法治建设有着良好的带动作用，依规治党离不开依法治国对于全社会法治氛围的营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统筹推进、一体建设。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实践之中。

（五）根本遵循：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章是我们立党、治党、管党的总章程，是全党最基本、最重要、最重要、最全面的行为规范。党章集中体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的重要主张，规定了党的重要制度和体制机制。邓小平同志指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就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新时代制度治党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形成以党章为核心，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由各类别和各层次的制度构成的制度体系。党章在新时代制度治党的体系中，处于最重要、最根本和最关键的位置，是新时代制度治党的制度基石。

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规矩。党章载明了党的纲领，规定了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理论和基本方略，规定了党内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是党内政治生活的根本遵循。党章是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并修订，不是党的哪一个个人或者哪一级组织的意志，而是代表着全党的意志，因而是党的整体意志的体现，载明了党的初心和使命，代表了党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意志。党章是党内具有普遍行为效力和最高规范效力的规范性文件。每一个共产党员无论地位多高、职务多高、功劳多大、资历多深，都必须以党章为根本遵循，任何人不得有超越党章的特权。

党章是党内法规和党内规范性文件的根本遵循。《中国共产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第4条第2款规定，党章对党的性质和宗旨、路线和纲领、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组织原则和组织机构、党员义务和权利以及党的纪律作出根本规定。《中国共产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第2条第2款规定，党章是最根本的党内法规，是制定其他党内法规的基础和依据。制度治党所依据的各项党内法规和党内规范性文件都必须以党章为根本依据，符合党章规定的重大政治原则和各项基本规定，而不能与党章相抵触。党章相对于其他党内法规和党内规范性文件的根本性，既有着类似于国家法律体系中宪法对于其他法律的根本性特征，也有着更加深刻的政治意涵。与国家法律体系中宪法对于其他法律的根本性相同，党章相对于其他党内法规和党内规范性文件而言，具有内容上根本性和效力上的根本性特点。但是，党章的根本性既是规范意义上的，更是政治意义上的。党章为其他党内法规和党内规范性文件确定了政治方向和政治原则，也坚持其他党内法规和党内规范性文件必须遵循的政治标准，因而也构成其他党内法规和党内规范性文件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根本保证。

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是全体党员的应尽义务和庄严责任。党章是最根本的纪律，党章意识是最根本的纪律意识，遵守党的纪律最根本的就是遵守党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尊崇党章。党章对于党员应当坚持的政治原则和政治标准做出了规定，明确规定了党员应当履行的八项义务和可以行使的八项权利，确立了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应当具备的标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党章意识，自觉用党章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做到政治信仰不变、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党章为根本遵循、以党纪为基本准绳，全面加强纪律建设，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维护党章党规党纪的权威性，使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新时代制度治党，是通过形成制度体系，以制度的规范作用起到管党治党的效果。制度治党的制度体系需要有一个处于根本规范地位、起到根本指引作用的规范，党章就是这样一个具有根本性的规范性文件。党章为制度治党筑牢了规范根基，也为制度治党提供了根本的政治原则和制度框架。

（六）根本目的：为党的长治久安提供坚强制度保障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族复兴必然是空想。新时代制度治党，通过制度建设推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制度保障党的长期执政、稳固执政，其根本目的是为党的长治久安提供坚强制度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世界一些国家长期执政党在长期执政后失掉政权的教训也表明，保持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是一项长期的历史性任务。保持执政党的旺盛活力，跳出“历史周期率”，根本的需要制度建设。制实现党的长治久安，需要靠思想教育、政治宣传，也需要建立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把党在长期执政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和好传统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通过制度的刚性约束和规范效力，确保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

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的执政党，而且是长期执政党。长期执政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是一项严峻的考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长期执政，既具有巨大政治优势，也面临严峻挑战。长期执政后，形形色色的社会习气对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产生侵蚀，部分党员干部出现懈怠和腐化，共产党员应当保持的坚定意志和优良品质逐渐丧失。保持执政党的旺盛活力，保持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稳固执政，是一项重大的历史性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才能让中国共产党永远年轻。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后，始终保持执政初期的朝气与正气，永葆为国为民的初心，方可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党章、各项党内法规和党内规范性文件以及其他各项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的规范表现形式。党章、其他党内法规和党内规范性文件以及其他各项制度，以规范文本的形式记载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因而必须把贯彻落实党章、党内法规和党内规范性文件以及其他各项制度放在重要位置，以实施制度、运行制度的方式，体现党的初心，永葆党的生机活力。

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强调良规善治，突出以良善的制度保证党的长治久安。“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制度具有刚性的约束力，制度的制定、实施和运行都必须具备科学性、民主性，把制度形成的过程和发扬党内民主的过程结合起来，突出良规善治，不断推进党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治理体系的核心就是制度治党的体系，党的治理能力的核心就是依法依规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能力，党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因而在根本上还是需要进一步强化制度治党，构建起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和不想腐的体制机制，以实现良规善治为标准，不断提高制度治党的水平，进而为实现党的长期执政、稳固执政提供制度保障。

（七）基本方法：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保持画党的团结统一。党的团结统一靠什么来保证？要靠共同的理想信念，靠严密的组织体系，靠全党同志的高度自觉，还要靠严明的纪律和规矩。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通过制度构筑管权治权的制度笼子，发挥制度的刚性约束作用，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是新时代制度治党的基本方法。

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党的纪律是党的生命，运用制度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意志和行动的重要经验。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首次把纪律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强调了纪律建设对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性。管党治党，把全党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做到令行禁止、团结统一，既要靠思想政治教育和意识形态教育，也需要纪律的刚性约束。党的纪律，包括党在政治、组织、作风等方面的纪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严明党的纪律，首要的就是严明政治纪律。党的纪律是多方面的，但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重要基础。政治纪律是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动方面必须遵守的刚性约束。

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大后形成了管党治党新理念。“规矩”概念是对“纪律”概念的深化和发展，“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是对纪律建设的深化和发展。规矩是具有总括性的概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党内规矩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和规则。具体而言，党的规矩包括四个层次的行为规范和规则：其一，党章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章程，也是总规矩；其二，党的纪律是刚性约束；其三，国家法律是党员、干部必须遵守的规矩；其四，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党内规矩有的是有形的，有的是无形的。有的党内规矩尽管不是明文规定，但也是党的一种传统、一种范式、一种要求，是经过实践检验、约定俗称、行之有效，反映了我们党对一些问题的深刻思考和科学总结，需要全党长期坚持并自觉遵循。

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关键在纪律建设，重点是“挺在前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实现纪法分开。纪律和规矩是红线，法律是公民应当遵守的规范，为公民行为处事划定了底线。法律底线不同于纪律和规矩的红线，党的纪律和规矩对党员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些不违法或者法律上不受评价的道德行为，仍然有可能违反党的纪律和规矩，也要受到纪律的制裁和惩戒。坚持纪在法前、纪严于法，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制度创新的又一成果。

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需要创新党内法规制度，把各项纪律和规矩立起来。党的纪律和规矩有着多种表现形态，包括党章、党的纪律、国家法律以及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等，而党章、以规范形式体现的党的纪律属于党内法规，因此，党内法规是纪律和规矩的规范表现形式，是以规范条文形式呈现的党的纪律和规矩。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党的各项纪律和规矩成文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的过程，为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提供了规范依据和规范载体。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把纪律和规矩放在重要的位置，以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作为新时代制度治党的基本方式，发挥纪律和规矩的刚性约束作用，使得制度治党在纪律和规矩的运行过程中得以贯彻落实。

（八）实施路径：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

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既是对我们党管党治党建设党的经验的传承，也是对党的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由此可见，在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建设将呈现出“5+1”的战略格局，即制度建设与其他“五大建设”不再是并列关系，而是作为一条贯穿始终的逻辑主线，以制度建设助益于党的各项建设科学化水平。这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制度建设的高度重视与审慎考量，把制度建设作为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的重要内容进行部署，为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现实抓手。

对于党的制度建设在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中的定位，我们党在认识不断深化过程中进行了艰辛的实践探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在深刻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正反两方面经验中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提出“我们过去发生的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从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一定要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到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包括制度建设在内的党的“五大建设”，再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实行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是大势所趋。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党面临的执政环境是复杂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应对“四大考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四种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尤其需要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一方面，党的制度建设的推进以及具体制度安排应当紧密结合党的各方面建设展开，不能偏离更不能脱离党的建设大局，顺应“党的制度建设及来自于党的建设又回归党的建设的内在规律”。另一方面，党的各方面建设应当紧密结合党的制度建设进行，把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的经验成果落实到具体制度建设上，以制度建设巩固提升既有成果。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解决好，要有效化解党面临的重大挑战和危险，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完善规范、健全制度，扎紧制度的笼子，既使已经发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得到更加深入有效的解决，又有效防范新的矛盾和问题滋生蔓延、有效防范已经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反弹复发。”只有把制度建设贯穿党的建设，将制度建设与党的五大建设紧密结合，形成党的各方面建设实践探索在前、党的制度提炼归纳在后的良性循环，才能推动党的建设常态化与长效化，引领和保障党的各方面建设走向深入。

（九）制度体系：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

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的着力点是推动制度建设，建立适应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能够推动党的各项建设的制度体系。经过长期探索和努力，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主要载体是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因而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所构建的制度体系，主要是指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

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和管党治党的实践中，长期依循政策的治理方式，形成了党的政策体系。党的政策在历史上不仅是治国理政的依据，也是管党治党的依据。党的政策在运行过程中，也会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表现于外，但距离形成体系化的规范体系还有较大差距。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出之后，政策体系在治国理政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渐被法律体系所取代。由于党的建设的特殊性，在国家逐渐施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后，管党治党依然依循政策体系的方式。党的十四大首次把“党内法规”写入党章，为管党治党提供了新的方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制定施行一批具有标志性、主干性和引领性的党内法规，已经形成了以党章为根本遵循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把“完善党内法规体系”明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明确提出了“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的概念。2016年12月，中共中央颁布施行的《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并召开首次全国党内法规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就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和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重要指示，确定了党内法规体系的主要内容，从而明确了新时代制度治党的制度体系。

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所构的制度体系，包括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高效的党内法规制度实施体系和有力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保障体系，其中又以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为主干，以高效的党内法规实施体系和有力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保障体系为支撑。

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是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的主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快补齐党建方面的法规制度短板，力争到建党100周年时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与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相比较，有着两点区别：一是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更加重视静态的制度，而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还包括动态的实施体系和保障体系，后者的外延较之前者更为宽广；二是“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中的“比较完善”，是对建党100年时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提出的要求，而“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中的“完善”是对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党内法规体系”提出的要求，前者是后者的阶段性成果，体现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和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根据《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是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以准则、条例等中央党内法规为主干，由各领域各层级党内法规制度组成的有机统一整体。具体而言，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包括“1+4”的基本框架在内，其中“1”是指党章，“4”是指党章之下分为党的组织法规制度、党的领导法规制度、党的自身建设法规制度和党的监督保障法规制度四大板块。“1+4”的基本框架突出党章的根本遵循地位，从内容维度明确了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主要构成，是对于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科学概括和描述。

高效的党内法规制度实施体系和有力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保障体系，是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的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狠抓制度执行，扎紧制度篱笆，真正让铁规发力、让禁令生威。制度实施和制度制定一样，都是新时代制度治党的关键环节。没有制度的实施，制度就会成为一纸空文，就不会发生实际约束力，也不会产生预期效果。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需要高效的党内法规制度实施体系，以推动制度从文本向实践的转变和落实。同时，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一个复杂的体系，既包括制度制定和制度实施，也包括与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相关的理论研究、人才培养、组织建设等工作。建构有力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保障体系，推动党内法规各方面事业发展，为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提供理论保障、人才保障和组织保障，保证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可持续发展。

需要说明的是制度治党中的“制度”和党内法规的关系。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是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指导思想，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所要构建的制度体系是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制度治党中的“制度”包括了党内法规。但是并不能将制度治党中的“制度”和党内法规完全等同。第一，制度治党中的“制度”，除了是指有形的制度之外，更指一种无形的思想，即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管党治党、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思想；第二，制度治党中的“制度”并不排斥党的政策，也不意味着党的政策不再作为管党治党的依据，党的政策是制度制定的指引和依据，党内法规也是党的政策的规范化体现，其制定、修改、解释、运行和废止必须依循党的政策；第三，在有形的制度中，制度治党中的“制度”也不限于党内法规，还包括党内规范性文件、党的规矩等，党内法规是其中体系化最强、规范性最高的制度。

（十）落实关键：让遵守法规制度蔚然成风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一大批标志性、关键性、引领性的党内法规制度密集出台，不断扎紧制度的笼子。然而，在很多问题早有制度规定的情形下，由于制度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制度的效能并未完全释放。因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制定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破题，由中央政治局带头做起，坚持以上率下，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突出问题。从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到刹住“车轮上的腐败”，再到整治“会所里的歪风”，看似一件件的小事，八项规定在从严从实、抓长抓细抓常中不断落地生根，推动的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等全面好转，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的事实证明，只有长抓不懈，把党的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才能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使制度成为硬约束而不是橡皮筋。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度一经形成，就要严格遵守，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坚决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坚决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各种行为，使制度真正成为党员、干部联系和服务群众的硬约束。特别是在党的制度建设愈加成熟和完善的新时期，加强制度实施、提升制度的执行力将成为新时代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的关键。

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不仅深刻揭示了当前部分制度没有得到严格执行的突出问题，准确界定了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而且鲜明表达了抓好制度建设的同时狠抓制度执行落实的决心，为确保制度落实落地提出了基本指引。第一，学习法规制度是前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为思想建党、制度治党提供了有力抓手。其中，学习党内法规制度是“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所涉主体不仅包括党员领导干部，广大党员也参与其中，成为全党的重要任务；所涉内容不仅包括某一党内法规制度，而是从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角度了解党内法规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精神。在学习教育中，增强党员法规制度意识、法治素养，明确权力的边界、行为的底线，为执行法规制度强基固本。第二，执行法规制度是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制度执行，加强监督检查，确保出台一个就执行落实好一个。因此，法规制度一经形成，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照执行，真正让铁规发力、让禁令生威，坚决防止“破窗效应”。特别是作为“关键少数”，党的领导干部不仅需要发挥模范表率作用，带头尊规、学规、守规、用规，而且还需要发挥好贯彻落实法规制度的主体责任，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逐级传导压力的示范效应。第三，强化法规制度监督检查和追责问责是保障。推动法规制度落实落地，离不开强有力的监督检查和追责问责。通过监督检查和追责问责，把法规制度的实施情况作为各级党委督促检查、巡视巡察的重要内容，严肃查处违反和破坏法规制度的行为，用监督传导压力、用追责推动落实，切实做到有规可依、有规必依、执规必严、违规必究。第四，形成遵守法规制度的党内政治文化是基础。法规制度的权威要靠广大党员共同维护，如果普遍缺乏制度意识，即使有好的制度，也难以得到有效遵守和执行。因此，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强调增强全党厉行法规制度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形成尊崇法规制度、遵守法规制度、捍卫法规制度的党内政治文化氛围，以风清气正的政治文化提升法规制度的有效性和执行力。

（十一）实践成果：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显著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是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逐渐形成并不断发展的五年，也是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在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指引下取得历史性成就、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的五年。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显著，是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的实践成果，已经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所一致认可和高度评价。

十八大以来的五年，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党的意识明显增强。推动全党尊崇党章，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党章作为党的根本大法的地位明显提高。增强“四个意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层层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坚持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要求，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全党理想信念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深入推进，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不断完善。把纪律挺在前面，出台中央八项规定，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坚决反对特权，“八项规定”改变中国成为社会共识。巡视利剑作用彰显，实现中央和省级党委巡视全覆盖。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笼子越扎越牢，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五年来，查处省军级以上干部和中管干部440人，十八大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查处43人，十八大选举产生的中纪委委员查处9人，查处厅局级干部8900余人，腐败蔓延势头获得有效遏制，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这是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于过去五年全面从严治党工作的高度评价，也是对于新时代制度治党实践成果的高度评价。

在制度治党方面的成效尤其显著。第一，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的体系不断完善，制度治党和党内法规的观念和意识逐渐深入党心民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成为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深化党内各项制度改革，制度治党的基本架构已经形成，包括重大事项报告制度、领导干部生态文明责任制、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登记和问责制度、巡视制度、国家监察体制、个人事项申报制度、干部教育制度等重要领域的改革持续深入，党的各项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为党的建设奠定了制度根基。第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成效显著，颁布《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召开首次全国党内法规工作会议，制定第一个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出台一批具有基础性、引领性和主干性的党内法规，党内法规科学化、体系化和规范化水平不断提升。第四，制度执行和实施力度不断加大，习近平总书记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率先垂范、以上率下，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严守纪律红线，严格监督执纪尺度，推动制度实施和制度落实，带动全党遵规守矩的意识明显增强，制度的刚性约束作用明显提高。

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制度治党的显著成效，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取得的，也是在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的指引下取得的，用实践成果证明了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的有效性，也论证了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的科学性，同时为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不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实践基础。

（十二）未来发展：增强依法执政本领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为国家政治体制稳定、治理体系完善、社会秩序有序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法治建设，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相互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日益完善。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进程中面临着双重使命：一方面，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在法治的轨道上推动国家治理；另一方面，要善于运用法治的方式管党治党，充分彰显法治对于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价值。打铁必须自身硬。特别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的同时，必须毫不动摇地以法治的方式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因此，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将党的领导与执政、党的建设与法治文明有机结合，提出“增强依法执政本领，加快形成覆盖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各方面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加强和改善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这一论断准确廓清了依法执政的基本要求：一是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把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法律同党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有机统一，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善于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中央权威、维护全党全国团结统一，实现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二是党依据党章和党内法规管党治党。在“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依法度”的现实逻辑下，为适应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需要，形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善、运行有效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实现依法治国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统筹推进、一体建设。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着眼于以法治的方式、执政的要求，赋予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以更广阔的施展空间，为党内法规制度拓展到党的领导和党的各项建设、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深化与发展，更深刻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内在机理，不仅为党和国家妥善应对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提供了制度化方案，同时也为世界各国妥善处理政党与法治建设关系、执政党自身建设等提供了全新选择，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四、结语

(原文注释从略。本文原载于《党内法规理论研究》2018年第1期（总第1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2—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