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世群：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逻辑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毛泽东逝世后，摆在当时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如果按照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只有两种选择、两种主张，它们在当时都有鲜明表现。一种主张是继续按照毛泽东晚年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办，即坚守“两个凡是”；另一种主张是彻底改变毛泽东的做法，改旗易帜，另起炉灶，完全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瞻远瞩，破除了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遵循唯物辩证法的要求，提出了第三种主张，即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既要说明和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做法，又要坚决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既要说明和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又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既反对“两个凡是”，又反对对毛泽东的“全盘否定”。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只有破除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避免陷入上述两个思想极端，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才能真正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正确理解和科学界定毛泽东思想的内涵是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基础和关键。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主要澄清了以下几个问题，为继续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奠定了重要基础，成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和思想起点。一是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即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既包含又不限于毛泽东个人的思想，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并不都属于毛泽东思想，从而把毛泽东个人的思想与毛泽东思想区分开来。这样一来，承认毛泽东个人有错误不等于说毛泽东思想有错误。二是强调毛泽东思想是科学体系，从而把毛泽东的个别论断与毛泽东思想区分开来，坚决反对了那种所谓“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的个人迷信。三是强调毛泽东思想是经过实践检验而被证明是正确的思想，它意味着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思想当然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的内容。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破除了教条主义和个人迷信，“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精神世界”［2］（P20），使全社会逐步形成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共识，也为中国共产党人正确理解和科学界定毛泽东思想、认识和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提供了理论根据。依据实践标准，判断毛泽东的思想是否属于毛泽东思想要靠实践来检验和证明。由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决反对了那种所谓“正确的毛泽东思想”与“错误的毛泽东思想”的区分。四是强调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因此，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根本途径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不是照搬和沿用他的具体做法。总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从而恢复和重新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理解和界定毛泽东思想等一系列思想上理论上的拨乱反正，解决了既要反对“两个凡是”又要维护毛泽东历史地位的历史难题，把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与为改革开放奠定思想基础统一起来，克服了人们的思想混乱和政治动摇，有效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意志和行动。

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能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才能在深刻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转移，聚精会神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把“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与“根据新的实际和发展要求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视为“两个相互联系的重大历史课题”［3］（P206），说明正确解决“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对正确解决“根据新的实际和发展要求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具有重大意义。可以说，如果不能正确解决前一个重大历史课题，就难以正确解决后一个重大历史课题。如果对毛泽东采取“两个凡是”的态度，就不可能说明和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就不可能走出新路；如果对毛泽东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就会走上否定毛泽东思想的邪路。这两种做法都不可能真正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都不能根据新的实际和发展要求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邓小平总结说：“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4］（P95）只有真正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才能如同毛泽东开创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那样，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才能如同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那样，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有学者指出：“在中国，改革面临最大的政治成本来自于传统的意识形态。”［5］（P102）毛泽东思想是这里所说的“传统意识形态”的主要载体。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开放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就可能引发思想混乱、政治动摇和社会动荡。毛泽东思想依然是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旗帜和精神源泉［6］（P65）。邓小平强调：“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4］（P369）因此，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正确认识和处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是保证改革的正确政治方向、降低中国改革的政治成本、维护中国政治稳定和促进中国政治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

实践标准大讨论和科学界定、理解毛泽东思想，解放了思想，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中国共产党人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真正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正确把握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指导。1980年，邓小平说：“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7］（P300）在这里，邓小平从三个方面阐述了毛泽东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第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如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第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把毛泽东同志“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如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把毛泽东同志“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如进行社会主义改革。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充分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对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继承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继往开来、推陈出新的历史过程，是一个由以往的历史实践孕育且又内含着全新的创造的艰难探索过程，同时也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在运用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不断扩大既有成果的自我更新过程。毛泽东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基础，是“党和人民在历史新时期把握现实、创造未来的出发阵地”［8］。

总之，从“两个凡是”到科学评价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历史转变，为深刻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实现拨乱反正，重归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奠定了思想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

在正确解决了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科学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后，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解决“根据新的实际和发展要求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中国最大的政治，成为党和人民群众的“集体行动逻辑”［9］（P59）。邓小平说：“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4］（P29）邓小平强调，“中国式的现代化”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相互规定、相互阐明、融为一体，从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相统一的高度，说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既非国外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非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翻版”，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并以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一历史逻辑、历史真理。

从传统社会主义即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转变，最初体现为从以“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为原则的人民公社体制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历史转变，充分发挥家庭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集中体现为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转变，充分发挥市场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重大作用，并逐步打破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总体格局，实现国家政治领域与社会生活领域的相对分化。深刻理解后一历史转变的原因、实质、方式等问题，对我们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逻辑尤为重要。有学者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超越与转化，最核心的变革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革，形成了现代性的社会结构”［10］（P4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现代性社会结构同生共长，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体两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等各方面变革、形成中国现代社会结构的经济基础。

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只能建立在伴随着资本主义高度发展而必然出现的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矛盾日益尖锐的历史基础上。新中国按照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有其历史必然性，“是由中国革命的特殊环境及其内在逻辑和当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普遍趋势双重决定的”［11］（P7），虽然当时能够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建立起了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但这种体制越来越显示出缺乏内生动力、缺乏外部竞争、信息不灵、效率低下、创新能力不足、缺乏生机活力等多方面的弊端。1982年邓小平简明扼要地指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优势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4］（P16-17）。如何既能保持和发挥其“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的优越性又克服其“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的缺点，如何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优势和市场经济的优势结合起来并同时克服两者的弊端，就成为改革开放面临和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的核心内容是改变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来又发展为家庭联产经营责任制），实行土地所有权、经营权和使用权“三权分离”（最初实行的是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两权分离”）。这一改革坚持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权，将土地的经营权、使用权依法赋予农民并保持长期不变，广大农民获得了从事生产和经营的自主权，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农村改革很快见效，不仅为推进改革开放进程开了一个好头，而且解放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培育了广阔的农村市场。农村改革之所以能够迅速取得成效，很快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发现和激活了中国农民身上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学者研究发现：“中国农村改革的许多做法与历史上的农民自由主义传统是相衔接的，如家庭自主经营、劳动力流动、土地流转、农产品自由流通、村民自治、乡村工业、民间文化的活跃等都可以从农民自由主义传统中找到历史依据”，并由此得出结论说：“中国的改革开放起源于对中国数千年以自主性和积极性为核心的农民自由主义传统的尊重，它是中国文明发展内在规律的逻辑延伸和提升，而不是源于西方自由思想的影响。”［12］（P17）传统不仅存在于过去，更是活在当下的历史；既反映在以往的典籍中，更体现在群众当下实际生活中。因此，更准确地说，改革开放是基于党“对人民群众期盼和需要的深刻体悟”［13］。农村改革保存了土地集体所有制这一中国革命的果实，同时恢复和弘扬了“家庭责任制”这一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它引导和激励广大农民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既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的原则要求，也切合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运行机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问题就是实现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转变问题，就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逐步探索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能不能结合、怎样结合以及如何结合好的问题。在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重新思考和阐述社会主义的本质，破除了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传统教条，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并不具有制度属性，从而解决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不能结合的问题，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步构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则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国家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重视市场的能力而不放纵，强调政府的必要干预而坚决防止全能政府的瞎指挥，防止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垄断，掌握其间的分寸，使经济真正成为人类可以共享的资源，这将是一门高超的艺术，也是一个艰难的探索。”［14］（P56）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是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既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克服计划经济弊端和“市场失灵”现象，实现两者良性互动。“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逻辑前提是创新公有制实现形式”；“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逻辑前提是改革价格形成机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逻辑前提是政府要立足于弥补市场失灵”［15］（P1-2）因此，实现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必须进行两大方面的改革：一是所有制的改革，包括所有制结构和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二是资源配置机制的改革，包括市场化和政府改革［16］（P34）。所有制改革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资源配置机制改革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这两大方面的改革是相互支撑、相互促动、不可分离的。

从理论上讲，实现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转变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突变”即所谓休克疗法；另一种是“渐变”即所谓软着陆。苏联末期改革采取的是前一种方式，它通过大规模私有化运动使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结果导致苏联解体。中国改革采取的是后一种方式。中国的渐进性改革实际上又采取了两种方式。一种是阶段性改革，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呈现出阶段性特征，是逐步到位而非一步到位的，主要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等发展阶段，逐步实现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转变。另一种方式是部分性改革，即在当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之外选择一些地区和领域完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突出体现在建立经济特区和农贸市场上，被称为体制外改革，其实质是以体制外改革培育市场并带动体制内改革。体制内的阶段性改革和体制外的部分性改革相互促动、“里应外合”，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避免“剧烈阵痛”而逐渐成型。

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转变过程，是中国共产党人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辩证统一的历史过程，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接续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取得的重大理论突破和历史性成就。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曾提出过三个基本构想。第一个构想是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发生在欧美等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国家；第二个构想是俄国那样的落后国家在先进社会主义国家的示范和帮助下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走向社会主义；第三个构想是社会主义社会以有组织有计划的方式调节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从而克服生产无政府状态及其造成的巨大浪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首先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第一个构想，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第二个设想，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在苏联的示范和帮助下，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遵循马克思恩格斯第三个构想，以苏联模式为参照，建立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以农村人民公社制度与城市单位制为支柱的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总体性社会［17］（P96）。中国改革开放则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第三个构想，成功实现了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转变，解决了如何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历史难题，找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