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波：党的制度建设需要重视惯例、案例与典范

制度治党中的“制度”，指的是党组织和党员必须遵守的一切规矩。习近平同志说：“党的规矩总的包括什么呢?其一，党章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章程，也是总规矩。其二，党的纪律是刚性约束，政治纪律更是全党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动方面必须遵守的刚性约束。其三，国家法律是党员、干部必须遵守的规矩，法律是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全党必须模范执行。其四，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习近平同志已经指出那些不成文传统和惯例是党的制度中的重要一环，本文重点阐述这个问题。

本文认为，在党的制度建设中，包括党章在内的党内法规成文法的制订诚然重要，但是同时也要重视惯例、案例与典范。惯例侧重党组织本身的运转，案例侧重党的纪律和违纪处分方面，典范则树立优秀党员与优秀集体的标杆。本文认为，党的制度建设不能满足于追求党内法规内容之包罗万象、体例之庞大、形式之整齐、逻辑之严密。我们追求的是党的根本特质的保存和发扬光大。党的根本特质，成就了党组织在决策时的审议性质，成就了党组织行动的高度统一和高度灵活的有机结合。党的制度建设是很难甚至不可能完全成文立法化的，党的制度建设需要高度重视惯例、案例与典范。

一、党在决策与行动方面的根本特征及对于政治和治理的意义

说起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和严格组织纪律性人们耳熟能详，不过本文提炼党组织和党员在决策和行动中最重要特点来说明党的一些根本特征，以使得民主集中制和组织纪律性的含义更容易理解，并论述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特征对于政治与治理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不是靠制约平衡的机械安排和一人一票的形式合法性决定政策，然后通过一个或多个理性化行政官僚组织执行政策。中共是通过远大理想和构造组织的规则纪律造成一个高级生命体（侧重于决策方面）和全息型组织（侧重于行动方面）。

中国共产党超越性和远大性的理想，有着共产主义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远大理想；中国共产党所服务和代表群体是最广泛的，是为了中国人民乃至一切人类而奋斗的。中国共产党决策方面具有审议性而非利益博弈和形式主义多数决。中国共产党当然也有选举和投票，但是与现代竞争性民主政治的政治逻辑根本不同。此选举不是彼选举，此投票不是彼投票。前一种投票类似于在考试中解题寻求正确答案，或者投票者负有神圣的使命，要完成一件正确的事，是服务于客观正确的发现。后一种是个体权利的实现和表达。

中国共产党的党委会，其实类似一个科学家评审或攻关团体，他们寻求的是客观正确的答案。如选出全球最好的数学家回答数学难题，对于比较简单的问题，其实每个数学家都会给出一样的答案；比较难的，他们经过讨论很可能也会得出一致的结论；最难的问题，答案才会各不相同。对于一个科学攻关团体而言，其成员的德和才非常重要，而不是保证成员的一人一票权利就能获得正确的答案。党员或委员有投票权，但是这不是权利本位的逻辑。

宪政通过权力的制约与平衡，实现政治舞台上的每个群体利益不受损害（不在政治舞台上无法避免被损害）。中国共产党决策和领导人的产生被认为是客观真理被发现的过程，靠审议共识，其能够具有自我反思自我纠错能力，类似于仁智勇兼备的高级生命体。我们依赖中国共产党这一自主性主体的自我反思能力，而非被动性主体的趋利避害本能来决策和纠错。

考察中共党组织和党员在漫长革命与建设时期的行动，本文发现，中共并非是严酷机械纪律约束的秦国军队，也不是法国那里的中央集权行政组织，而是接近于全息型组织。或者说，党建越成功，中共就越接近全息型组织。全息型组织，是基层具有和最高层同类型的思考方式，胸怀大局，或许的思考能力差一些，但拥有接近现场的信息优势。这样组织的行动是高度统一又是高度灵活的结合。整个组织行动起来在每一天发生的事情，类似中央常委们拥有时空机，在一天的时间内跑遍全国（外部世界的一天在他们却是一年），详尽了解每个地方的情况，并亲自处理作出决策。因为和虚拟世界常委亲自处理了所有事情一样，那么不可能再统一了；实际世界中，事情则是在千千万万基层组织胸怀大局临机处理，这又是不可能更灵活了。全息性组织的特点，在于不是遇到非常疑难的情况，基层的决策和最上层亲自做没有区别。全息性组织行动形成的秩序同官僚科层组织是不同的，同多中心博弈或自生自发秩序也是不同的（所以哈耶克等对中央集权行政组织的指控适用于国民党却不适用中共）。不理解上述这一点，就不能理解中共在漫长革命和建设历程中创造的各种奇迹。

中共领导的军队，对革命军人的要求也是高度统一与机断专行的结合。中共军队在组织特征上和中共具有高度类似性。所以中共军队能够打游击战、运动战、分散开来建立根据地。中共军队打游击战，放得出来散布四方又收得拢。中共军队和干部分散全国建立根据地，在交通通讯极端不便情况下也无割据之事。中共军队最擅长的全军进行的运动战，其实是其他古今中外任何一支军队都难以做到的。运动战或大踏步后退，一支部队佯败诱敌深入而聚歼之；或长距离穿插（地形越复杂越好因为与敌共），断敌后路，分割包围敌人。这要求：作战的基层单位，能够基于战役甚至战略的全局要求，能散能聚，主动地灵活地进行战斗；在必要时候为了全局不惜自己部分的牺牲。在上甘岭战役中，有无名五烈士起到了关键作用。此五位烈士随增援部队到了阵地，但是在猛烈地炮火和夜间情况下，他们没能找到坑道，却一直深入乃至误入了敌军废弃的堡垒。此后，每当敌军进攻的关键时刻，他们就在背后袭击敌人，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五烈士行动完全在计划之外，但他们如何打仗，和秦基伟军长亲临这个堡垒指挥没有任何区别（此故事详情感兴趣者可以查阅相关资料）。

宪政划定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界限，保护地方的自治自主权利。党建靠组织的全息化特点解决高度统一和高度机断灵活的有机统一问题。中国地方政府的权力有多大？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行政中央集权的官僚组织，而中国地方政府也不是宪政下拥有固定权力的地方自治政府。事物的面貌是这样的：只要是基于党的事业的大局，基于人民的根本和长远的利益，地方党委乃至基层党组织，行动的范围可以非常广大，远远超过西方的地方政府；但是，如果是损害党的事业大局，追求狭隘个人或小集团私利，也无法逃避到固定权力或权利的空间里辩解和不受惩罚。

宪政建设公民社会，又是树立各社团权利和自治领域。党的全息型组织的特点，中共靠党的基层组织作为凝结核和战斗堡垒，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建设诸群团组织、村社、社区、协会等等，在各类群众组织社会组织中发挥领导和带头作用。这样，以既得各类组织切近具体主动性灵活性之便，又得各类组织不失控配合全国全省全县等之利。

二、保持和发扬党的根本特征需要重视惯例、案例与典范

中国共产党的特征，在于政治决策不是外来的，而是这个组织自身酝酿和思考出来的，而决策执行的过程中，依赖于其全息化组织的特点，而成功完成那些看起来两难的似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战争时期的运动战、游击战、交流隔绝情况下建立根据地，治理世界最大规模国家。经典的西方政治与治理问题：政治决策、中央与地方关系、国家与社会，在中共政治中都获得了不同的但更好的解决办法。

需要避免一种倾向，将党混同于某种典型的中央集权制行政官僚组织，如马克斯韦伯定义的官僚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成就和现实执政地位的取得，正是因为其独特的性质，不同于通常的哪怕运转良好的行政官僚组织，中国共产党未来所要承担的艰巨历史使命，更要求它不能成为这样的组织。依赖事先制定的成文的完备严密细致的法条，是行政官僚组织的特点。成为经典意义上的行政官僚组织，党的决策和在行动上的根本特点将受到损害。靠严密的细致的成文法条治党，如果再加上规无明文不违规的思想，有使党成为官僚行政组织或秦律军队的危险。人类立法规范行为的一般性特点，往往规定越多，空子越多。如果靠降低行为选择的空间和复杂程度来解决规则漏洞，则只能出现仅能完成简单任务的高度集权型官僚机器。

中共是高度统一但非是党员机械服从，既要反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又要反对奴隶主义。党的纪律是铁的纪律，但不可能是冒顿单于约束其手下那样的机械纪律。

党的建设，并非是一个规矩既明，只需加紧从严治党的问题，而首先是如何发现、提炼和发展党的规矩问题，发现和阐释比制定是更重要的制度建设关键词。

中共作为一个高级生命体，是不断生长，不断完善的，中共是一个活的演化生命，不是一张确定的逻辑演绎图。作为全息型组织，有着一系列的表面矛盾而内在统一的特点。党组织和党员是价值理性的主体，需要进行实质的价值判断，择善固执；大范围复杂任务又要求机动灵活性。党员不仅仅是行政机器的成员，党员的责任不可能卸掉判断的负担，要承担着远较普通人为重的判断负担。党员还要保持远较普通人为大的道德义务和行动勇气。

高水平政治生活的要求与复杂多变实践任务的要求，要求党组织和党员是价值理性充盈的，实践理性发达的。党的性质要求党员的行为是忠诚于党中的择善固执，党员的行动是经常面临判断的负担的，要胸怀大局服从大局中发挥积极主动创造性，追求实质正确的而非形式主义的。党性是什么不可能事先给出完满的确定性答案的。党的决策处在持续的审议反思和日日新的过程中。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形成理想型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智仁兼备勤劳勇敢的高级生命体，党员为其细胞。制度、规则纪律则为生命体的法则。生命的法则不可穷尽列举，更非可以逻辑定义的。如民主集中制，内涵无比丰富，各种定义只可视为描述一种情形而已，不是本质性定义。

党规党纪的表述形式如何？只能是包括但绝对不能仅仅限于成文规则，党的全部历史和传统都是党规党纪惯例和案例的渊源。党的制度建设，离开历史，离开历史和现实中的活生生的惯例、案例和典范的累积、总结和提炼，立规是不可能的，有也只能是向壁虚构的。同时，源头活水不可断，立规没有终止惯例和案例的形成和累积过程。

党不要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组织与纪律修养》一篇中说：我们共产党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提倡盲目的服从。领导机关的决议与指示，常常不能照顾到一切区域的一切情况，而只能是带着一般性的。因此，决议与指示，就常有在一般地区行得通，而在某些特殊地区行不通的情形。领导机关的决议与指示中有错误，在实际上行不通的事情，也常有的。在这种时候，我们就不是提倡盲目的执行与服从，而提倡自觉的认真的执行。这就是说，要认真地研究情况与研究决议、指示，如果发现决议、指示有错误，或者与本地情况不合，就应勇于提出意见，请求上级收回或修改，而不是闭着眼睛，硬要去实行，以至劳民伤财，脱离群众。下级这样做，并不是反抗上级，也不是闹独立性，而正是以认真的精神去执行决议与指示。只有这样的党员，才是最好的党员，他不只是能够独立思考问题，而且能够帮助上级纠正错误、缺点。党反对没有纪律性的、向党闹独立性的倾向，但提倡与奖励每个党员在党的方针下独立思考问题、独立进行工作的创造精神。共产党的纪律，是建筑在自觉基础上的，不可以把党的纪律变成机械的纪律，变成限制党员自动性与创造精神的所谓“纪律”。应该使党员的纪律性与创造精神结合起来。

党纪，比较其他领域的规则，因此需要是分类的体系，如需要具体案例区分何为积极的机断专行，对党负责；何为消极的机断专行，闹独立性和山头利益。对于机会主义和假积极，党纪案例在于事后基于大局和长远利益奖惩，事前要充分发挥现场人员的决策自主和主观能动性。钻空子必须惩罚，在党内，凡是诚恳坦白的老实人，最后一定不会失败的。有许多人调皮捣蛋，不老实，专门“钻空子”，最后要吃亏的。

三、在制度建设中如何重视惯例、案例和典范

在党的制度建设中如何引入惯例、案例与典范呢，兹事体大，本文尝试提出两个方面:党纪案例与党史体例。

现实中党纪的执行不可能完全是行政执法同样的方式。可以试点引入案例的方式，例如吸收资深模范党员参加党纪评议团和讨论，进行党员党纪处分的决定，以案件到案件的方式，发展出党纪的案例纪律，补充成文规则。

党史编撰与学习是党的制度建设重要一环。

一般党史理论的论述多，概括的论述多，具体、丰富、生动的历史事实和人物活动少。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最可关注者二事，一曰人物之事迹，二曰中共自根据地起各项制度与政策的创造。“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正是因为党员的牺牲、党的制度创造，中国共产党走出了自己的道。我们注重党史体例，则中国传统史学，大有可借鉴者。中国传统史学体例，有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典章制度史等，宜于表达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两个方面。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慷慨赴死、从容就义之士之多，牺牲之惨烈，是古今中外都罕见的。艰苦卓绝、百折不挠的奋斗历程，也是古今中外罕见的。以中国古典标准而言，党的历史上，可谓忠义之士最多。党史人物传的内容将是无比丰富的。典范的制度意义的不如党纪案例那么硬，但是党组织和党员对自身是高要求的，不能满足于仅做合格的组织和党员，正面标杆的作用也因此具有制度意义。

中国历史编撰体例又有典章制度史或政书的重要门类。典制史，可上溯到《周礼》和《礼记》。司马迁《史记》中的“八书”第一次系统地记述了典章制度的原委；班固 《汉书》将“八书”变为“十志”，后世史书多用“志”来记述典章制度。杜佑《通典》是典章制度专史的开创之作，专叙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变迁，分为九类，以食货居首，次以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每类又各分子目。对于历代典章制度，都详细地叙述了它们的源流，有时不但列入前人有关的议论，而且用说、议、评、论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后来又有《通志》、《文献通考》二书。本文建议，党史当吸收政书体例，叙述和比较中共的制度创造，一个重点在于对制度惯例的发现总结提炼重新宣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