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纪律严明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特性和独特优势。推动纪律建设制度化，是提升纪律建设质量和有效性的重要保障。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制度化经历了革命战争年代初步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挫折发展、改革开放时期初步体系化，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臻于成熟定型等四个演进阶段。中国共产党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实践导向，推动纪律建设相关法规制度时代化、体系化和科学化。经济社会环境变迁是纪律建设相关法规制度发展完善的基本依据，党始终如一的自我革命政治品格是纪律建设相关法规制度发展完善的主体性动力，党对纪律建设和制度建设规律认知的不断深化，推动党的纪律建设制度化，既为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提供了历史线索，也为推进党内法规制度成熟定型积累了宝贵历史经验和智慧。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党内法规制度；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建党
作者简介：滕文浩，四川大学党内法规与廉政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成都610064)
基金项目：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十三五”规划重大项目“新时代加强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理论与实践研究”(SC19ZD10)
一、问题的提出
纪律严明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特性和独特优势，也是中国共产党自我修复能力生成的重要因素，[1]以及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重要窗口。纪律建设历来是党的建设研究领域的重要主题。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党的“纪律”的内涵、党的纪律建设的基本依据与时代要求、党的重要领导人关于纪律建设的重要论述、纪律建设的重大决策与路径等问题，展开了持续、系统的研究。一些研究者还对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等具体问题展开研究，推动了党的纪律建设问题研究的深入。[2]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百年来党的纪律建设的历史演进与基本经验，成为重要研究热点。相关研究指出，百年来党的纪律建设经历了艰辛探索、曲折前进、完善发展和全面加强的演进历程，[3]形成了始终把政治纪律放在首位、高度重视法规制度建设、不断完善纪检监察体制机制、注重开展纪律教育、聚焦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等基本经验。[4]已有成果总结了党的纪律建设历史演进的总体脉络和基本经验，从纪律建设角度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奥秘。但相关研究总体上相对宏观，对党的纪律建设的制度化和有效性等更为深层次的问题缺乏必要思考。
百年来，党的纪律建设的有效性提升了管党治党的有效性，纪律建设的质量和有效性的重要生成条件则在于党的纪律建设的制度化。邓小平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5]因而，制度问题是一个带有全局性、长远性和根本性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推进纪律建设进程中，特别是在制度治党、依规治党背景下，高度重视推进纪律建设相关法规制度时代化、体系化、科学化，有效提升了纪律建设的权威性、科学性和有效性。当前，纪律建设制度化问题逐渐进入学术研究视野，有学者探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纪律建设的制度嬗变历程与启示，[6]还有研究指出，百年来，党的纪律制度建设“历经了酝酿与淬炼、探索与困境、纠偏与重塑、统筹与创新四个阶段、三次跃迁”，有效彰显党内纪律的制度优势，需要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做到“于法周延”“于事有效”。[7]总体而言，已有研究成果更多是在论及党内法规建设问题时有所关照，专题化、系统性的研究尚显阙如。本文拟在制度化视域下，致力于整体性勾勒百年来党的纪律建设制度化的历史进程，剖析党的纪律建设制度化的深层动力，总结纪律建设制度化的基本经验，揭示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为什么有效的制度性原因，从而为更好地把握党的纪律建设规律，推动党内法规成熟定型，发挥管党治党制度优势，提供理论参考。
二、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制度化的历史演进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纪律建设和制度建设规律的认识，在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持续推进纪律建设制度时代化、科学化、体系化，使纪律建设相关法规制度臻于成熟定型。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纪律建设制度化的初步探索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壮大党的组织力量、保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增强党的凝聚力、提高党的战斗力和应对严酷革命战争环境的能力，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纪律建设管党治党强党，初创了大量有关党的纪律建设的法规制度，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制度化的重要基础。一是在党的章程中明确党的纪律。“党章就是党的根本大法，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规矩”。[8]党的一大到七大通过的党章，[9]对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规范党员行为作出明确规定。二是初创了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基础性法规。为适应严酷革命斗争环境下党组织和党员严格遵守党的纪律的需要，党中央除在党章中对党的纪律进行宏观规定之外，还制定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中央巡视条例》《保守党内秘密条例》等基础性党内法规，构成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制度框架。三是制定纪律建设的系列决议案、指示、决定等。面对革命战争的形势任务、新情况新问题，为能有针对性地及时解决一些突出问题，中国共产党在纪律建设领域出台了《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关于贪污浪费的指示》等一系列决议案、决定、指示等具体的纪律规定。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初步构建了以党章、基础性法规制度和具体领域纪律建设的制度规定，并强化制度执行，为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提供了纪律保障。但受艰苦的革命战争环境和制度建设经验积累不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此阶段党的纪律建设相关法规制度具有服务于革命斗争任务的鲜明特征，也存在一些难以避免的局限：一是部分制度的规范性不足。党在这一时期着力解决了基础性法规制度的“有无”问题，但制度建设的规范性、完备性等问题还暂时难以全面顾及。二是法规制度建设的统筹规划不足。相关法规制度建设往往出于应急需要，制度建设整体呈现出系统性与整体性不足的特征。[10]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纪律建设制度化的继续发展与挫折
新中国的成立，使党的纪律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49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为适应全面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新形势与新任务，更好服务和保障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顺利推进，有效解决“不少党员和领导干部所出现的思想上的松懈和各种官僚主义思潮的蔓延”，[11]党在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纪律制度建设经验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党的纪律建设的法规制度，奠定了党全面执政条件下纪律建设的制度基础。
一是在党章中明确执政条件下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内容。八大通过的党章是党全面执政后修改完善的第一部党章，“确立了延续至今的纪律处分体系：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和开除党籍，并对党的执纪机构做出新规定，纪律检查机关双重领导体制得到确认”，[12]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纪律建设领域法规制度建设的基本依据。二是初创了全面执政条件下党的纪律建设的系列法规制度。在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财经纪律、工作纪律和群众纪律等方面制定了系列法规制度，如1954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要求广大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要带头廉洁自律、认真遵守财经纪律规定。三是创建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制定相关配套制度。1949年11月，中共中央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便决定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13]并陆续制定《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细则》《关于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与党委关系的指示》《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组织机构和业务范围的规定》等配套制度规定，为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履职尽责提供了制度保障。
此阶段党的历史使命由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向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转变。党的纪律建设的制度化肩负着新的历史使命，并呈现出传承性、探索性和奠基性特点。从传承性角度看，虽然党的纪律建设制度化的环境发生了根本改变，但以严格的纪律管党治党的基本要求没有变，党在革命战争时期积累的管党治党的制度成果和重要经验得以弘扬和传承。从探索性来看，如何在全面执政条件下加强党的纪律建设，适应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是新的重大实践课题。党的纪律建设在探索中稳步前进，相关法规制度也在探索中建立，体现出鲜明的探索性特征。从奠基性角度看，相关法规制度为后续法规制度的发展完善奠定了重要基础，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相关法规制度开始注重程序性设计，制度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水平的提升，增强了制度的操作性和权威性。
但在十年动乱过程中，党的纪律建设及其制度化遭到较大冲击和影响。九大、十大通过的党章取消了“纪律”专章和党的监察机关的相关条款，对党员应该遵守哪些纪律规定、违犯纪律规定的查处程序、纪律处分的种类、作出纪律处分的机构等问题都未明确规定，使党的纪律遭到了严重破坏。党的纪检监察机关被撤销，党的纪律建设的法规制度也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状态，给党和国家的工作、党员权利的保障带来了大量负面影响。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纪律建设相关法规制度初步体系化
党在深刻总结党的建设和国家治理成功经验和汲取“文化大革命”深刻教训基础上，日益强调发挥制度在党的建设和国家治理中管长远、管根本的作用，制度化逐渐成为党的建设和国家治理的重要导向，构建制度体系逐渐成为党的纪律建设制度化的重要方向。
改革开放初期，党的纪律建设的相关重要法规制度在恢复中逐步发展。1978年12月，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建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4]党的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也相继恢复重建。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运行的相关法规制度逐渐恢复。1979年至1990年10余年间，中共中央先后制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关于共产党员在经济方面违法违纪党纪处分的若干规定(试行)》等重要制度，有效推动了改革开放初期党的纪律建设相关法规制度的发展。但改革开放初期党的纪律法规制度建设总体上处于自发状态，[15]仍具有较强的应急性特征。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党的纪律建设法规制度在“建设反腐倡廉制度体系”目标导向下逐渐形成相对完善的制度体系。1990年7月，中共中央颁布实施《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为党内法规建设提供了基本制度遵循。党的十四大指出：“到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将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16]党的纪律建设制度化开始朝着构建“体系化”的目标不断迈进。首先，党章对党的纪律建设的相关规定基本稳定。其次，党的纪律建设的主干法规制度日益完善。以被称为党内“刑法”的纪律处分条例为例，1997年，中共中央颁布《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2003年底，对97年版纪律处分条例进行修订，印发新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完成了纪律处分条例的“升级换代”。[17]党中央、中央纪委还先后印发《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等重要法规制度。经过一段时间的建设，党的纪律建设相关法规制度逐渐形成涵盖党章、准则、条例、规则、规定、办法、细则等不同效力位阶的制度体系。
随着党对制度管党治党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入和制度建设经验的不断积累，党更加注重对纪律建设制度化的顶层设计。2005年，中共中央印发《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实施纲要》，明确要求“制定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总体规划和中长期计划”，并对完善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制度、制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配套规定和党纪政纪处分的相关制度提出具体要求。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建设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再次指明了党的纪律法规制度建设的重要目标是形成制度体系。[18]2008年，中共中央印发《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以五年规划的形式从加强教育、严肃惩处、强化监督等方面，统筹推进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建设。2012年，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为规范党内法规制定，建立健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提供了基础性制度规范。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相关法规制度体系臻于成熟定型
党的十八大以来，纪律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在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总体要求下，其相关法规制度体系臻于成熟定型。
第一，顶层设计在制度建设中的引领作用更加凸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多次要求做好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9]补齐法规制度短板，提高党内法规制度质量，力争到建党100周年时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20]党中央先后制定《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第二个五年规划(2018—2022年)》，建立中央党内法规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修订完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规定》。党的纪律建设的相关法规制度在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强有力的引领下持续发展完善。
第二，与时俱进持续完善党的纪律建设中的基础性、主干性、标志性党内法规。十八大以来党的纪律相关法规制度建设高度重视促进制度的与时俱进。首先，及时将党的纪律建设实践最新成果固化到十九大通过的党章。其次，根据制度执行的实践效果，动态优化完善制度。如，党中央于2015年修订完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2015年和2018年先后修订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2019年修订了2016年版《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有效推动了相关纪律的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变。
第三，更加注重配套制度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要“搞好配套衔接”“增强整体功能”。[21]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在纪律建设制度化方面，按照系统、协调、管用的理念，制定实施了大量配套性制度，有效促进了制度的集成和协调，使制度体系更加完善，制度功能更加协调。如，为规范党员干部权力，加大监督力度，中央组织部等部门先后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工作的通知》《配偶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岗位管理办法》《关于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的意见》等多个制度规定，推动干部日常管理和监督制度更加集成配套。
第四，制度的科学性不断提升。提升制度的科学性，既需要在确保制度形式规范科学的基础上，协同推进实体性和程序性制度建设，还需要设计制度执行的受控机制，以避免制度执行的非理性行为，[22]从而既保障制度目标的达成，又保障制度客体的正当权利。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纪律建设相关法规制度更加重视制度的程序建设，以确保制度执行的受控性以及制度执行主体受到严格规范和制约，保障制度客体的正当权益。如2019年印发的《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的重要目标在于强化对执纪者的从严规范和约束，防止监督执纪权力的滥用，从而为已颁布的相关制度加装了受控机制的补丁，提升了整个制度体系的科学性。
总体而言，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纪律建设相关法规制度既在量上保持高位增长，又在质上稳步提升，体系完备、程序科学、功能协调的纪律建设制度体系总体形成，并臻于成熟和定型。
三 、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制度化的深层动力
根据马克思主义制度变迁的基本理论和历史制度主义的基本观点，制度变迁绝非由单一和孤立的因素所诱致，而是由复杂多元的动力机制所驱动。[23]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相关法规制度在百年历史演进中也受到多维动力的驱动。
第一，经济社会环境变迁是纪律建设相关法规制度发展完善的基本依据。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作为上层建筑的纪律建设相关法规制度，也必须根据经济社会环境的变迁而不断调整。历史制度主义也指出，制度环境变化是影响制度变迁的重要变量。在党的百年历史的整体视野下，党的建设具体领域的制度是兼具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体，[24]不同历史阶段的时空环境和形势要求，使党的制度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不同时空环境的历时性延续则推动党的建设相关制度的演进。具体而言，百年来党的纪律建设相关制度的演进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革命战争年代的纪律建设制度化实践；二是党全面执政后的纪律建设制度化实践。虽然党全面执政后的纪律建设的相关法规制度继承了革命战争年代的相关法规制度成果，但其纪律建设面临的经济社会环境从动荡严酷的战争环境，转变为和平安定的建设环境，从夺取政权转变为全面执政，纪律建设的历史任务也从为党赢得革命战争、夺取全国政权提供纪律保障，转变为防范党在全面执政条件下蜕化变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供纪律保障。为适应党在全面执政环境下管党治党的新要求，党的纪律建设的相关制度也必然随之调整充实。同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党的纪律建设的相关制度也需要及时回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纪律建设面临的党员领导干部经商办企业、钱权交易、政商关系失范等新问题。总之，在适应经济社会环境变迁的进程中，党高度重视以制度创新增强管党治党的有效性，持续推动了党的纪律建设相关法规制度的时代化、体系化、科学化。
第二，党始终如一的自我革命政治品格是纪律建设相关法规制度发展完善的主体性动力。经济社会环境的变迁是制度变迁的根本依据。在既定的政治社会环境下，制度建设的主体性因素则成为影响制度变迁的关键性变量。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着力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25]从而不断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如一的自我革命政治品格，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重要密码。党的纪律建设是党进行自我革命的重要向度和保障，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变化和党在不同历史阶段存在的突出问题，与时俱进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相关法规制度建设，明确纪律要求、划定纪律红线、完善执纪程序、明晰惩处机制，成为提高纪律建设质量，持续推进自我革命的内在要求。
第三，党对纪律建设和制度建设规律认知的不断深化，推动党的纪律建设相关制度不断科学化、体系化。从党对纪律建设规律的把握角度来看，在革命战争年代，残酷的战争环境决定党难以从整体上谋划纪律建设制度化的重大事宜，使党的纪律建设的相关法规制度更多呈现出零星、应急特征。新中国成立后，党逐渐强调制度建设在管党治党中的重要性，在纪律建设中也更加重视纪律建设的相关法规制度建设，同时更加科学界定党纪和国法的联系与区别，逐渐按照“纪法分开”“纪严于法”的原则，使党的纪律建设相关法规制度逐步体系化，有效解决了纪律建设的“有纪可依”和执纪行为规范等问题。从制度建设规律角度来看，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逐渐深刻把握制度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规律、不同制度建设相协调配套的规律、实体制度与程序性制度相耦合的规律，[26]不断提高制度建设的体系化、科学化水平，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不断彰显。
四、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制度化的基本经验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将纪律建设作为自我革命的重要途径，不断推进党的纪律建设相关制度时代化、体系化、科学化，在推进党的纪律建设制度化方面形成了诸多宝贵经验。
第一，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在解决现实问题中持续推进制度发展完善。“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制度总是需要不断完善”。[27]制度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解决现实问题，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发现制度不足，补齐制度短板，推动制度发展完善。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28]百年来，党在纪律建设中始终坚持鲜明的问题导向，针对不同历史阶段党风党纪存在的突出问题，及时制定完善纪律建设的相关法规制度，从而为解决党的纪律建设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提供制度保障。如在改革开放初期，为及时改变“文化大革命”对党的纪律特别是党的政治纪律的破坏，[29]1980年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便明确要求“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必须反对和防止分散主义”。又如，2018年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针对一些党员干部不作为不担当行为，明确规定“对职责范围内的问题失察失责，造成较大损失的从重加重处分”，将贯彻中央决策部署不力行为纳入违反工作纪律范畴，针对利用决策、审批过程中掌握的信息买卖股票等违反廉洁纪律的新情况及时制定处分规定，鲜明地体现出条例修订的问题导向特点。以问题为导向的制度建设，充分体现了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方法论，是百年来党的纪律建设制度化的宝贵经验，也是持续推进党的纪律建设相关法规制度发展完善所应坚持的方法论原则。
第二，始终坚持目标导向，高度重视顶层设计对制度建设的引领推进作用。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高度使命自觉的使命型政党。[30]顶层设计是党对其肩负的历史使命、自身建设和治国理政目标进行设计和中长期规划的重要方式。[31]自改革开放以来，党在推进纪律建设制度化进程中，基于对纪律建设和制度建设规律的深刻认知和把握，逐渐以高度的使命自觉强化制度建设的顶层设计，既明确制度建设的长远目标，又明确阶段性任务，设计制度建设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早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便确立要在建党百年之时建立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的宏伟目标，党的十七大报告更是明确提出建设反腐倡廉制度体系。21世纪初，党中央先后印发《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实施纲要》《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对党的纪律建设的相关法规制度建设的目标和重要任务进行了中长期规划。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提出要求，党中央先后制定两个前后相续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五年规划，进一步加强对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顶层设计和目标引领，加速推动党内法规制度臻于成熟定型。党的纪律建设相关法规制度，作为党内法规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党中央顶层设计的目标引领和高位推动下臻于成熟定型。以目标为导向、以顶层设计为引领的制度建设，有效克服了制度建设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强化了制度建设的主体性动力，既是党的纪律建设制度化的基本经验，又是党高质量推进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重要优势。
第三，始终坚持实践导向，在实践中检验制度效能并推动制度持续优化。制度建设必须源于实践需要，接受实践检验，并在实践中推进制度发展完善。百年来，党在推进纪律建设制度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根据严明党的纪律的现实需要，推进相关法规制度建设，突出对实践的重大问题的动态关切；始终注重对制度实践效能的监测和反馈，及时总结制度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做好制度的立、改、废，持续推动制度发展完善，以更好满足实践对制度建设的需要。如，在革命战争年代，为明确军队纪律，毛泽东提出“行动听指挥”“打土豪款子要归公”“不拿群众一个红薯”等纪律要求，成为人民军队发展史上最早的三项纪律。在此后的革命战争年代中，为解决时有发生的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毛泽东、朱德又提出了“上门板”“捆铺草”“说话要和气”等八项注意。1947年，为用同一纪律规范各路野战军的行为，加强部队的正规化建设，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关于重新发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为全军奠定了统一的纪律规范。[32]“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演进历史，生动展现了党在纪律制度建设过程中的鲜明实践导向。又如，2016年制定实施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由于对问责程序规定不够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问责泛化、基层化等突出问题，严重影响制度效能的发挥。随着制度实践过程中相关问题的暴露和问责经验的积累，2019年修订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及时明确了问责情形、完善了问责程序，从而提升了制度效能，使制度优势不断向管党治党和国家治理效能的转化。[33]制度建设的实践导向，明确了制度效能的检验标准，明晰了制度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党的制度建设的优良传统和必须坚持的宝贵经验。
五 、结语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制度化的演进历史，是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制度治党的光辉历史的重要缩影。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制度化的宝贵经验，也为继续提升党的纪律建设有效性，推进党的建设制度化、科学化，提供历史镜鉴和宝贵经验。本文分析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推进纪律建设制度化的历史进程、深层动力和基本经验，但仍存在诸多问题亟待拓展深化。囿于篇幅，虽然致力于从总体上勾勒百年来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制度及其变迁脉络，但对百年来党的纪律建设制度化历史进程的梳理尚不够深入，仍存在挂一漏万、以偏概全之嫌；制度制定与制度执行是制度建设的一体两面，本文更多聚焦在制度制定层面，而对制度执行的关照不足；对百年来党的纪律建设制度化的动力和经验的研究尚不够全面深入。这些问题亟待在后续研究中不断深化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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