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请示报告制度是如何建立的？

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先在农村建立若干相对独立的根据地，然后各根据地连成一片，最后夺取大中城市实现全国的解放。正是一个个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才使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日渐成为可能。

由于这些根据地大都远离中共中央且处于被敌人分割的状态，各根据地需要独立自主地解决财政经济等自身发展的重大问题，因而在各方面具有相当大的自主性。

这种相对独立的工作环境，固然可以充分发挥根据地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但也容易导致一些干部“地方主义的和经验主义的恶劣作风，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恶劣作风，多报功绩少报（甚至不报）错误缺点的恶劣作风，对于原则性问题粗枝大叶缺乏反复考虑慎重处置态度的恶劣作风，不愿精心研究中央文件以致往往直接违反这些文件中的某些规定的恶劣作风，仍然存在”。

1947年以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挺进大别山为标志，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各根据地彼此相隔的情况开始打破，各个根据地即将连成一片。在这种情况下，克服以往各根据地各自为政的现象，强化中央权威，加强全党的集中统一显得日益重要。

作为加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步骤，就是建立党内报告制度。

1948年1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规定“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报告内容包括该区军事、政治、土地改革、整党、经济、宣传和文化等各项活动的动态，活动中发生的问题和倾向，对于这些问题和倾向的解决方法”。要求“从今年起，全党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改正对上级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良习惯”。“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并且照过去规定，每月作一次战绩报告、损耗报告和实力报告外，从今年起，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

3月25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至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电，对报告制度作了补充规定，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给下级发出的一切有关政策策略性质的指示与答复，都须同时报送中共中央一份，每一个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都有单独向中央或中央主席反映情况陈述意见的义务及权利。

1948年4月10日，中共中央更是明确提出各战略区“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份给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的电报中强调：“中国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我党已经处在夺取全国政权的直接的道路上，这一形势要求我们全党全军首先在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及策略方面，在军事上的战略及重大战役方面的完全统一，经济上及政府行政上在几个大的区域内的统一，然后按照革命形势的发展进一步地考虑在军队的编制和供应上，在战役行动的互相配合上，以及在经济上在政府行政上（那时须建立中央政府）作更大的统一。”同时要求“各地领导同志必须迅速完成在这方面的一切必要的精神准备和组织准备”。

这些规定，对于保证全党集中统一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