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是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立者之一。他本人修习法政出身，相较于新文化运动中几个在新文学领域卖力打拼的领袖人物，李大钊对这类问题有着更为全面的理解和更为充分的论述，对于五四运动爆发一百年后的人们，仍然充满启发。李大钊的重要性就在于，他对于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五四精神有独特而深刻地阐释，他具有时代性和中国性的启蒙思想绝不应当被简化甚至忽视。
爱国
在1916年，李大钊就藉介绍一位印度诗人的观念谈到“爱”的范畴。而李大钊所谓“爱”，绝非一己之情念，近乎真诚的信仰。他说：“爱者，宇宙之灵也，人天之交也。吾人当信仰真理，吾人即当尊重爱。故爱者，神圣也，不许假人为之造作，伤其真也。”那么，在李大钊心中真诚信仰的神圣之物是什么呢？或者说，他深爱着什么呢？可以说，就是新生的中华民族，或者说中华民族的新生！李大钊咏叹：“吾族少年所当昭示其光华之理想、崇严之精神者，不在龂龂辩证白首中华之不死，而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华之再生；不在保持老大中华之苟延残喘，而在促进少年中华之投胎复活。”
李大钊心中的“中华民族”极具包容性。他并不以当时流行的“五族”之说为然，中华民族应当是拥有中国国籍者的整体。因为“吾国历史相沿最久，积亚洲由来之数多民族冶融而成此中华民族，畛域不分、血统全泯也久矣，此实吾民族高远博大之精神有以铸成之也。”李大钊此说较之最初提出“中华民族”概念的梁启超、章太炎等人，所持胸怀更为宽阔。在梁、章那里，拥有中国国籍者共享此国家，或多或少是应对帝国主义外力压迫的实际需要。但在李大钊这里，他已经揭示出这一安排背后蕴藏的深沉精神推力。
不仅如此，李大钊还赋予此新生的中华民族以世界历史责任。针对日本所谓大亚细亚主义，李大钊有“新亚细亚主义”的设想。他一眼看穿“大亚细亚主义”的实质就是大日本主义，不但中国没有地位，而且日本有“一种独吞独咽的意思在话里包藏”。李大钊提出，亚洲民族要追求自己的解放，“舍新中华之觉醒、新中华民族主义之勃兴，吾敢断其绝无成功”。针对日本的侵略企图，李大钊还主张：“凡是亚细亚的民族，被人吞并的都该解放，实行民族自决主义，然后结成一个大联合，与欧、美的联合鼎足而三，共同完成世界的联邦，益进人类的幸福。”
新生的中华民族能够担当这样的世界历史责任，除了因为与亚洲各国存在着血缘、文化的历史联系，更因为她能够提供一种“调和”性质的精神力量。1917年李大钊创作了《调和之法则》一文，指出“宇宙间美尚之品性，美满之境遇，罔不由异样殊态相调和相配映之间荡漾而出者。……宇宙现象一切如是，即政治亦罔不如是”。中华民族作为“东方”之代表，正可以为世界提供不同于西方的另一世界观。他论述：“宇宙大化之进行，全赖有二种之世界观，鼓驭而前，……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而此二大精神之自身，有必须时时调和、时时融会，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
进步
李大钊是一个真诚的爱国者，也是一个真正的进步主义者。而李大钊所谈的“进步”，也有独特而重要的意涵。他是通过与“演化”相区别来讨论“进步”的。“演化是天然的公例，而进步却靠人去做的。”或者说，没有人实实在在的努力就没有“进步”。他号召：“我们当沿着这种进步的历史观，快快乐乐地去创造未来的黄金时代。黄金时代不是在那背后的，是在前面迎着我们的。人类是有进步的，不是循环而无进步的。……所以无论如何，应当上前进去，用了我们底全力，去创造一种快乐的世界。不要悲观，应当乐观。”也就是说，我们努力进步的态度应当是“快快乐乐的”，而进步带给我们的变化和结果，也将是“快快乐乐的”。
因此，李大钊讨论劳工问题绝对不是浅层次的。一方面，他当然也惦念“一班沦于黑暗生活中的十七万多的幼年群众”，呼吁青年同志们“看一看你们的小朋友们的生活状况，是如何的悲惨，如何的痛苦，而设法一改进之”。他也看到“产业工人的境况也很不好，帝国主义走狗给予他们的只是死亡、恐怖、压迫、饥饿和强迫他们去当兵”。但另一方面，李大钊的思考超越了劳动者福利。在1919年的《工读（二）》一文中，他直接提醒：“现在世界上的工人运动，都主张缩小工作的时间。从前还主张八小时，现在有主张六小时的了。在我们懒惰的人看来，多以为省出来的时间，只是为休息休息，那知人家工作以外，还要读书。省出来的时间愈多，就是读书的时间愈多，使工不误读，读不误工，工读打成一片，才是真正人的生活”。对于工人个体而言，重要的是整体素质的提升，这是摆脱不利经济地位最为直接的手段。而对于工人这个新兴阶级而言，重要的则是“伊尔革图克拉西”（Ergatocracy）的建立，“这种政治完全属之工人，为工人而设，由工人管理一切事务”。
李大钊既关心遥远未来之事，也不忘处理旧传统。针对当时以法律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的建议，李大钊直陈其不妥。毕竟中国国民的宗教信仰众多，这样规定未免挂一漏万。而且“世界哲人是为吾人修养之明星者，奚独限于孔子”？实际上，李大钊反对儒学，主要还是因为“孔子为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所以在1917年的《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中，他会说：“孔子之道，施于今日社会为不适于生存，任诸自然之淘汰，其势力迟早必归于消灭”。
不过，到了1923年的《史学与哲学》，李大钊也说过另一番话。他说：“人们要过优美的高尚的生活，必须要有内心的修养。史学、哲学、文学都于人生有密切的关系，并且都有他们的好处。……哲学、文学在我国从前已甚发达，史则中国虽有史书甚多，而史学却不发达。”所以他立志要“促史学的进步”。这样看来，在激烈论争过后，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处之，李大钊并不否认中国传统的学问“必于实际有用处”，特别是可以“用他来助我们人生的修养”。
民主
李大钊之“民主”也有特定涵义。李大钊曾说：“民主主义之特征，乃在国家与人民之意思为充分之疏通。”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如火如荼，李大钊以其长远目光，观察到“由外表观之，似英、法等国，为抗军国主义对于民主主义残虐之势，而有渐趋于非民主的之倾向，殊不知此特皮相，而察其实质，则民主主义之潮流，仍有滔天之气势，挟此横流之战血以俱至也”。李大钊有此分析，根本上是因为他有两条信念。第一，“民主主义与爱国心不惟不相反，而且相成也”；第二，“官僚政治之国，无论外患若和危迫，其民终以内政改革为务，甚至乘机革命亦所不恤也”。具体而言，因为民众早已受到优美的爱国思想教育，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或多或少地总会切身感受到危机，他们和政府相互疏通意见的愿望会越来越炽热。如果一般官僚反其道而行之，以为可以借国际斗争之机扑灭勃兴的民主主义，那么民众总会认识到内政不加改革，对外战胜反而会加重自身承受的负担和压迫，断然不能忍受。
李大钊深信民主主义的精神，所以力排众议，主张采用一院制的政体。他洞若观火地指出：“英伦为立宪祖国，各国采立宪政体者多宗之。此制遂经美入法，今乃遍行全世，各国争相效颦于两院制者，大抵皆据沿革的理由也。其他诸说，则后世学者，为粉饰此制，缘沿革而推求以出者，觉悟牢固不摇之论据。然英伦晚近政局，随社会革命之大势，其上院几为告朔之羊，而无丝毫之力足与众院相颉颃。则英伦今制，形式上虽为二院制，实际上则为一院制。”时人仍有基于对表面现象的观察而以两院制为良好政体的认识，殊不知，李大钊早就看到两院制必有一院占优势地位，所谓两院定然是某种形式的“半吊子”。特别是，两院制实质上保留了“特设阶级”，和民主主义的精神颇不和谐。有意思的是，李大钊还谈到：“吾华人性素迟缓，一事之败，败于轻率者少，败于游疑者恒多，与其防轻率之弊，不如防延缓之弊之为愈也。”这可真是对民族政治性格鞭辟入里的剖析。
同样基于对民族政治性格的分析，李大钊也谈及“立宪国民之修养”的问题。李大钊看到国人“尚情而不尚理”“任力而不任法”这两大弊病，痛感在国内是凡事一哄而兴复一哄而散，而在国际上，“蛮僿之族，其释争也，一依腕力之力；文明之族，其释争也，一依法律之力”。他潜心劝告国民：“故一入立宪之国，即在下级国民，亦知互相敬爱，斗殴争嘲之声，殊所罕闻。至于中流以上之社会，更重绅士之风度，其举措之不出法律范围以外，固无待论，即其事属于德礼之境，亦且慎为循守，否则为社会之名誉律所不许，而人咸鄙弃之。”李大钊期待国民“依吾儒忠恕之道，西哲自由、博爱、平等之理，以自重而重人之人格，各人均以此惕慎自持，以克己之精神，养守法循礼之习惯，而成立宪国绅士之风度”。
当然，“守法循礼”绝非唯唯诺诺，真正的立宪国民也会是真正雄健的国民，因为他们都有伟大的人格，势必不会自甘堕落。李大钊断言：“我们的扬子江、黄河，可以代表我们的民族精神。扬子江及黄河遇见沙漠、遇见山峡都是浩浩荡荡的往前流过去，以成其浊流滚滚，一泻万里的魄势。目前的艰难境界，那能阻抑我们民族生命的前进。我们应该拿出雄健的精神，高唱着进行的曲调，在这悲壮歌声中，走过这崎岖险阻的道路。”
科学
李大钊谈“科学”，意在反对迷信，即错误的信仰。对于科学真理，则仍需要信仰。他说：“余信宇宙间有惟一无二之真理。此真理者，乃宇宙之本体，非一人一教所得而私也。余信世界文明日进。此真理者，必能基于科学，循其逻辑之境，以表现于人类各个之智察，非传说之迷信所得而蔽也。”又说：“吾人欲寻真理之所在，当先知我之所在，即其我之身份、知识、境遇以求逻辑上真实之本分，即为真理。……真理乃自然的因果的，宗教传说乃神秘的迷信的。”可见，李大钊所谓真理，自始就偏向社会科学意义上能够解释社会现象的抽象社会理论，而非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自然规律。
正因为李大钊所谈“真理”实际上是社会理论，所以此“真理”的成立和社会接受程度大有关系，甚至最终要依赖社会的接受而自证其确为“真理”。李大钊很明确地知道这一点。他说过一段比较绕的话：“言真理者之所谓真理，虽未必果为真理，即含有真理而亦未必全为真理。而能依其自信以认识其所谓真理者，即或违于真理，真理亦将介其自信之力以就之。故言论家欲求见信于社会，必先求所以自信社会之人，能自信者众，则此自信之众，即足成其社会之中枢，而能轨范其群于进步向上之途矣。故真理者人生之究竟，而自信者，又人生达于真理之途径也。”李大钊的这种科学观、真理观是值得特别注意的。
由于李大钊有这种对“真理”和社会接受度关系的认识，所以他对于“新旧思潮之激战”的现象格外关心。宏观上，李大钊认为：“宇宙的进化，全仗新旧二种思潮，互相挽进，互相推演，仿佛像两个轮子运着一辆车一样；又像一个鸟仗着两翼，向天空飞翔一般。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是人群进化必要的，缺一不可。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应该知道须和他反对的一方面并存同进，不可妄想灭尽反对的势力，以求独自横行的道理。”此说和他之前的“调和论”也是相互呼应的。但是，新旧思潮之间存在新、旧之别，这就意味着二者之一最终会被社会广泛接受，成为“真理”，而另外一个只有灭亡的命运。所以李大钊很多时候会谈论“光明与黑暗两界的区分”，这里就再没有调和并存了。比如，在1919年《最危险的东西》中，他会说：“我常和友人在北京市里步行，每过那颓废墙下，很觉可怕。怕他倒了，把行路的人活活压死。请问世间最危险的东西，到底是新的，还是旧的？”而在同一年的《光明权》中，他会说：“嗳！在这黑暗世界中任是生活的那一方面，一线的光明，都没有希望。我们当真要求光明权，应该不止对于电灯公司。”光明与黑暗的区分，就是新和旧的区分。
正因为如此，李大钊才会用最激情澎湃的语言去比较法俄革命的不同，讴歌后者。他深信，俄国革命代表人心向背的变化，因而是世界历史崭新的潮流。他说：“历史者，普遍心理表现之纪录也。……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他所坚持的这一科学真理观，深刻而长久地影响了李大钊和那个时代爱国青年们的人生实践。
结语
1916年四五月间，李大钊曾经满怀激情地创作了《青春》一文。他礼赞：“春日载阳，东风解冻。远从瀛岛，返顾祖邦，肃杀郁塞之象，一变而为清和明媚之象矣了；冰雪沍寒之天，一幻而为百卉昭苏之天矣。”在那时，青年的李大钊定然热切憧憬着“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 资以乐其无涯之生”。
五四运动之后一百年，仍然是一个春日载阳、东风解冻的四五月间，同样是仍享青春的中国知识人，我们回顾李大钊的思想赠礼，又将如何欣赏和利用这份遗产呢？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这个“以青春创造青春”的百年历程本身也仍然青春。如果看一看清和明媚下、百卉昭苏间的少男少女、产业工人，他们健康挺秀的姿态，无往而不证明着中华民族的面貌已经和百年前根本不同。但也请不要忘记，李大钊想象的新生中华，将是一个带给人类和地球以平衡观念的世界历史民族。——这样一个青春国家、青春民族，这样一个青春国家、青春民族所带来的青春人类、青春地球，仍然有待于我们像李大钊所鼓励的那样，去快乐地追寻。
原载于《法治周末》2019年5月9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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