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政治纪律建设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理论界围绕中国共产党政治纪律建设展开研究，不仅涵盖了政治纪律的基本内涵与特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政治纪律建设的思想、中国共产党政治纪律建设史及党的领导人政治纪律思想等，而且对国外政党政治纪律建设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借鉴。这些研究深化了对政治纪律的理论认识，但也存在研究方法、视角上的不足，留下了有待进一步拓展的研究领域。未来的政治纪律研究应在深化政治纪律基本理论研究的同时创新研究视角、加强实证研究。
【关键词】 政治纪律；纪律建设；全面从严治党；新时代
政治纪律建设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前，虽然思想宣传和相关学术研究领域也使用“政治纪律”这一重要概念，但学术性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仅继承了中国共产党“重纪律”的优良传统，而且从党的建设的实际出发，把政治纪律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围绕党的政治纪律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政治纪律建设思想，为政治纪律的学术研究指明了科学政治方向。本文就党的十八大以来政治纪律建设研究的主要论域及观点、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与进一步研究的趋势进行梳理与评析，以期深化对党的纪律建设以及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的研究，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一、政治纪律研究学理基础的初步奠定
（一）关于政治纪律内涵的研究
对“政治纪律”内涵的理解与表述，不仅关系到党的纪律建设的严肃性与科学性，而且涉及到党内民主建设、党员权利等党的建设的基本问题。在党的十八大之前，由于在党的正式文件中并没有对政治纪律的内涵进行明确界定，尽管研究者们对政治纪律在调整党的各级组织、党员与党的奋斗目标以及实现目标所采取的战略策略之间的关系中所起的规范性作用基本能够达成共识，但对政治纪律内涵的阐释并不完全一致。有学者侧重从各级党组织、党员与中央关系的单一维度界定政治纪律，提出“党的政治纪律，就是指每个党组织和每个党员都必须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1］有的学者则从党员个人与党组织、党的上级组织与下级组织等多个关系的维度对政治纪律进行阐释，把政治纪律的内涵界定为以“四个服从”为核心的党的民主集中制。［2］
党的十八大以后，随着中央对政治纪律内涵的明确界定，研究者们更多从历史的角度对政治纪律的内涵展开研究。管玄同研究了党史视域下“政治纪律”的概念，认为从提出到在党的建设领域大量使用，其内涵有一个不断丰富发展的历史过程。［3］苏轶群对政治纪律的内涵与外延进行了研究，认为政治纪律作为历史范畴，具有时代性、规范性与特定性三个特点。［4］杨俊梳理了“纪律”与“规矩”、“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这几组概念的基本内涵及其内在关联，探讨了新形势下党中央突出强调“纪律与规矩”的深刻原因。［5］梁柱研究了党的政治纪律与组织纪律的关系，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是建立在自觉基础上的纪律；是纪律与自由、集中与民主、党性与个性的统一。［6］
（二）关于政治纪律的地位与价值功能的阐释
涂小雨从多个角度论证了“政治纪律是政党的根本纪律”这一观点。［7］张浩着眼于党内政治生态的重构，指出严明政治纪律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使全党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保证。［8］刘先春、陈慧瑞则着眼于“伟大工程”与“伟大事业”间的联系，提出严明政治纪律的要求始终贯穿于党的建设与国家事业发展全过程，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根本保障。［9］李斌雄、张银霞从政党政治学的视角研究了政治纪律的利益基础，认为政治纪律的实质是调解与处理党内各种利益关系的行为规范，就其本质而言，“党的纪律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意志的体现，而且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意志的体现。”［10］此外，石伟从法理学视角审视了“纪律”具有的规则价值，提出列宁主义政党纪律有两个发展维度，即组织层面自上而下的集中与思想层面自下而上的民主，这两种价值指向最终通过“既定决议不容易再讨论”的制度设计实现良性互动与张力和解，从而使纪律的运行更加有效顺畅。［11］
综上所述，关于政治纪律的内涵、地位与价值功能的研究，大大深化了人们对政治纪律本质的理解。学者们普遍认为政治纪律是一个历史范畴，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关于政治纪律内涵丰富发展过程中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线尚不明晰，为今后研究留下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政治纪律思想的研究较为薄弱
政治纪律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党的建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政治纪律思想的研究，尽管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目前仍是学术界研究的薄弱环节。
（一）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纪律思想的研究。朱雪平基于党的建设的现实维度展开研究，分别从政治纪律建设的意义、特点、途径、重要保障四个方面总结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政治纪律的基本思想，提出“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纪律是建立在共同理想与共同革命目标基础上的自觉纪律”、“党内民主是增强政治纪律的重要保障”、“反对党内特权以维护纪律主体的平等性”等观点。［12］戴军把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政治纪律的思想总结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在政治纲领和根本政治原则上始终保持一致，坚决捍卫科学理论的指导地位”、“反对宗派分裂和非组织活动，坚决执行党的章程”［13］以及反对无政府主义，维护党内权威等方面。
（二）关于列宁政治纪律思想的研究。李东明认为，集中制纪律是列宁党建思想的重要原则和主基调，列宁的集中制纪律是由“行动一致”、“讨论与批评自由”这看似矛盾的两方面所组成的。在俄共的历史语境中，列宁关于政治纪律的论述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是为维护党的团结统一、防止党内民主的泛化与无序性而提出的。［14］任晓伟则认为，列宁所主张的党的政治纪律是在反对党内脱离马克思主义科学路线的派别斗争中形成的，是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政治纪律，“根植于对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坚守”，其核心要义是巩固无产阶级的党性和维护中央权威。［15］祝猛昌从无产阶级政党严明党的纪律的必要性、重要途径，以及加强纪律建设的长期性等方面研究了列宁政治纪律思想，提出列宁的纪律建设思想蕴含着丰富的当代价值。［16］
三、关于中国共产党政治纪律建设史及党的领导人政治纪律思想的研究有待深化
政治纪律研究之所以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一方面是由于政治纪律建设是解决党内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的根本之策，另一方面源于党的文献对政治纪律的格外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学者们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视野研究政治纪律，取得了一些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一）关于中国共产党政治纪律建设历史演进的研究
丁俊萍把党的纪律建设历程划分为民主革命时期、新中国成立以后至党的十八大、党的十八大以来三个历史阶段，对党在不同时期纪律建设的理论成果进行了总结［17］。杨群红把中国共产党政治纪律发展史分为在探索中确立（1922—1949年）、曲折中发展（1949—1976年）、规范和完善（1978—2012年）、发展创新（2012年至今）四个阶段，认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党的政治纪律有不同的内容和要求，展现出鲜明各异的特点［18］。杨卫军对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维护和坚守政治纪律的历程进行了梳理，提出“和平年代维护党的政治纪律比战争年代更加复杂”等观点［19］。袁周基于党的历史的视角展开研究，指出守纪律讲规矩是党在长期历史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作风和光荣传统，是近现代政党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20］总之，目前学界关于政治纪律建设历程的划分，大都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划分阶段相一致。
（二）关于某一时期政治纪律建设的考察
高志中对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重要政治纪律的形成和发展进程进行了梳理［21］。孙斌对井冈山时期以“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为核心的纪律观的形成过程、主要内容及当代价值进行了研究［22］。孙春鹏［23］、谭虎娃［24］分别从不同角度研究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纪律建设的历史经验。吕臻对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以加强纪律建设为核心推动全局工作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总结，认为通过不间断的探索创新，党对政治纪律的认识与实践在1948年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为确保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关键作用［25］。张国声、魏淑琰研究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加强政治纪律建设的历史背景及主要做法［26］。此外，学者们还聚焦中国共产党推进政治纪律建设的重要历史节点，分别对古田会议［27］、党的六届六中全会［28］、党的七大［29］在纪律建设方面的贡献进行了深入探讨。
总体看来，党的历史视域下对政治纪律的研究呈现出由点及面、由个别到一般、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重要特点，体现了政治纪律研究思路的不断创新与理论认识的逐步深化，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但是，把政治纪律建设作为一个整体，以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与时代化视角为切入点，全面系统地呈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政治纪律思想的发展脉络、理论体系及制度框架的成果并不多，对政治纪律的发展所体现的党的建设内在规律的研究同样比较缺乏。
（三）关于党的领导人政治纪律建设思想的研究
关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纪律建设思想的研究。范美香、双传学系统阐释了毛泽东关于党内纪律建设的思想［30］。王嵩阳从思想史的角度研究了刘少奇政治纪律思想从萌芽到走向成熟的历史过程，认为刘少奇把纪律作为党员党性修养的重要部分，丰富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内涵，这一思想在当前仍然有着契合实际的闪光点［31］。石伟认为邓小平纪律建设的思想特点是提出了纪律建设要处理好纪律与法律、纪律与理想、纪律与自由、具体纪律之间的关系等四种关系［32］。严兴文对陈云关于政治纪律建设的思想进行了研究，并从中提出一些对当前党的建设有益的观点［33］。此外，还有学者对朱德、任弼时的纪律建设思想进行了研究。
关于习近平政治纪律建设思想的研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的建设的实际出发，围绕党的政治纪律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纪律建设思想。学者们围绕习近平政治纪律建设思想进行研究。一是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研究习近平政治纪律思想产生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二是总结习近平政治纪律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及特点。例如，郝璐霞将习近平纪律建设思想的特点概括为“鲜明的问题导向性、辩证统一性、系统完整性、高度战略性”［34］。汪庆军提出从历史、理论、价值、制度、实践五个维度来把握习近平政治纪律建设思想，这五个维度体现为习近平政治纪律建设“坚持传统的治党经验，坚持党性的政治原则，坚持人民的价值宗旨，坚持从严的制度建构，坚持问题导向的现实应对”［35］。江运东等人从思想史的维度研究了习近平“守纪律与讲规矩”思想，提出这一思想从多个层面发展了列宁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36］。
上述研究开创了对党的领导人思想研究的新领域和新视角，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目前该领域在研究内容上更侧重于对“纪律”一般性内涵的探讨，突出“政治纪律”特定内涵的研究较少。对党的纪律的一般性研究无疑有助于深化对政治纪律特定内涵的研究，但仅此尚不足以凸显“政治纪律”在纪律建设体系中的根本地位与统领作用。
四、关于政治纪律建设面临的现实挑战与推进路径的研究
（一）关于当前政治纪律建设面临困境的研究
陈慧瑞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政治纪律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政治立场、政策落实、组织原则以及基层治理等领域，部分党员价值混乱、心中无戒、不敢担当是党在严明政治纪律过程中需要克服的主要障碍［37］。石洪涛提出，在新的历史时期，受各种社会思潮的冲击和各种利益的诱惑，部分党员政治定力、纪律观念和法制意识淡薄，基层党组织“碎片化”趋势明显，从而对党的纪律建设提出挑战［38］。韦春北从意识形态角度分析了严明政治纪律建设所面临的党员的政治鉴别力、制度的系统性、政治纪律的社会影响力等问题［39］。
（二）关于新形势下深化政治纪律建设路径的探讨
石洪涛提出，通过加强政治纪律教育、强化党章约束力、发挥组织生活监督等多种方式推进政治纪律建设［40］。郭绍均、王学俭认为，严明党的政治纪律要坚持“六个结合”，即：“把一以贯之的始终严明与不同阶段的具体落实相结合，总揽全局的系统构建与突出重点的整体推进相结合，持之以恒的思想建党与科学配套的制度治党相结合，形式多样的纪律教育与严格认真的惩罚治理相结合，巩固党委的主体责任与加强纪委监督责任相结合，坚持不变的根本宗旨与不断弘扬的优良作风相结合”［41］。陈朋提出在优化党内政治生态中推进纪律建设，要加强顶层设计，把纪律建设置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首要地位，贯穿于全面从严治党全过程；加大对政治纪律的审查力度；构建科学的制度体系并提高制度执行力；加强党性锻炼，培育党员良好的政治习性［42］。
综上所述，学者们普遍认为，党的政治纪律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思想教育、党内法规与制度建设、审查监督等多方面整体推进。政治纪律是自觉性与强制性的统一，党员纪律性的养成取决于党性修养水平的不断提升。但在目前研究中，政治纪律与党性修养基本上还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试图将二者结合起来的研究成果比较少见，基于党性修养的视角探寻政治纪律建设的新路经，将是今后深化政治纪律研究的着力点。
五、关于国外政党政治纪律建设的关注度日渐提升
严明的纪律是现代政党制度化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学术界以广阔的视野审视政治纪律问题，对国外政党政治纪律建设的关注度不断提升，为推进党的政治纪律建设提供参考借鉴。
（一）关于国外共产党政治纪律建设经验的考察
柴尚金总结了国外共产党在政治纪律建设中积累的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包括坚持集体领导、维护党章与党的政治路线的权威等，提出中国共产党应汲取国外共产党的历史经验，走出一条适合自身建设、改革与发展的成功道路［43］。周敬青研究了国外马克思主义政党，包括越南共产党、老挝人民革命党、古巴共产党、日本共产党，印共（马）在纪律建设方面的有益探索，指出由于具体国情与政治文化的差异，各国共产党加强纪律建设所强调的重点和推进路径有所不同，但国外共产党纪律建设的经验对中共的纪律建设仍具有重要借鉴价值［44］。
（二）关于国外不同类型政党政治纪律的比较研究
唐海军认为，“在当今越来越多的国外政党内，党组织的集中和层级管理受到严峻挑战。上级组织难以有效地领导管理下级尤其是基层组织，党难以有力地管束党员干部特别是普通党员的状况普遍存在。”［45］中国共产党在从严治党方面有自身的优势，但也面临着严把理想信念关口、提高党内制度执行力、运用现代科技工具进行意识形态传播等方面的挑战。周敬青研究了包括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国外政党在严明党纪方面的重要举措，总结出以党章为核心构建严密纪律体系、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加强政治纪律建设以保障党的团结统一、加强忠诚教育以强化纪律意识等纪律建设的成功经验，提出中共应以开放姿态汲取国际社会有益经验，大力推进自身纪律建设［46］。此外，2015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世界主要政党规章制度文献》丛书，系统翻译介绍了当今世界绝大多数重要政党的代表性规章制度，为学者们深入研究世界政党政治纪律及贯穿于纪律建设中的政治理念与价值观提供了颇有价值的规范性文献。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学者们普遍认为“重纪律”是中外政党共有的基本特征。对国外政党政治纪律建设经验的总结，可以为中国共产党政治纪律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重要思想资源。但这一研究仍有待继续深入，比如立足于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整体视角，对影响一个政党政治纪律宽严的要素进行深入探讨的学术成果并不多，尤其是对于中国共产党在当今世界政治变化发展的大格局下加强纪律建设的战略意义，以及如何从宏观上认识纪律建设在执政党建设中所处的地位的探讨仍是相对欠缺的。
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深化政治纪律研究的思考
第一，在研究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政治纪律建设思想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政治纪律建设的思想博大精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指导或参与创建无产阶级政党过程中形成的科学思想体系。在思想史视域下梳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政治纪律思想的发展脉络，在深入研读原著的基础上系统总结这一思想的特点及当代价值，开展关于列宁与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纪律思想的比较研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对经典作家纪律建设思想的创新与发展研究，等等，这些都是今后进一步深化政治纪律研究的重要内容。
第二，在研究内容上，以党的政治建设的研究为核心深化对政治纪律的系统研究。政治纪律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新时代党的建设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47］。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党的历史上首次将纪律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强调加强纪律建设的重点是强化政治纪律与组织纪律。这一重大理论创新既是对十八大以来加强政治纪律建设理论探索与实践经验的高度总结，也是立足新时代对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为进一步深化对政治纪律的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遵循。因此，立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以对政治建设的研究为核心深化对政治纪律的系统研究，把对政治纪律的研究与党的建设各方面的研究相融合，探索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的内在规律，总结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现实路径将是今后深化政治纪律研究的着力点。
第三，在研究视角上，把政治纪律的研究与增强党性修养的研究相结合。党的政治纪律是自觉性与强制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纪律最终取决于广大党员、党组织党性修养水平的不断提升与党性自觉的养成。政治纪律与党性修养都是当前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二者都涉及对新的历史条件下思想建党、制度治党问题的研究。但目前政治纪律与党性修养基本上还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试图将二者结合起来的研究成果比较少。把政治纪律的研究与增强党性修养的研究相结合，基于党性修养的视角探寻政治纪律建设新路径，对于深化习近平关于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的党的建设规律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第四，在研究方法上，进一步加强实证研究。党的政治纪律建设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同时又是一个有着很强实践性的课题。目前，在坚持以文献为基础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亟需在研究过程中融入调查研究与实证研究的方法，对近年来党内出现的违背政治纪律的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剖析，扩展政治纪律的研究边界。目前在关于政治纪律的学术研究中，出现了建立在实证研究基础上的新的学术研究视角。例如，山西省党建研究会课题组着眼于党的干部教育实践，对加强县处级领导干部政治纪律建设进行了实证研究［48］。但目前此类研究成果还很少。深化对政治纪律建设的研究，亟需增强实证研究意识，关注政治纪律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共性与个性的问题，分层次、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现实路径，突出理论研究的前瞻性与现实指导性。
【因文章篇幅有限，注释省略】
文章来源：《理论与改革》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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