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龙：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主线

本文原载《山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参考文献及注释请参见本刊原文。

　　中国共产党人历来依据对时代的判断制定现代化的战略策略。进入21世纪，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变化。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时代发展又提出了怎样的问题？习近平指出：“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对中国现代化所处历史方位的最新判断，回答了中国“站在哪里，从哪里出发”的问题，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起点。

　　（一）世界力量的对比发生重大变化

　　世界格局是由世界范围内重大势力相互博弈、此消彼长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权力结构。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凭借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的优势，在全球抢占殖民地，建立了西方国家在全球的霸权，荷兰、英国、德国、美国相继走上霸权之路。然而，经过三百多年的发展，世界格局正在发生颠覆性变化。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霸权日渐衰落。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西方国家人口生理年龄普遍老化，生产力发展所必需的劳动力资源严重短缺。据统计，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人口中位数年龄总体接近50岁，而劳动力资源特别是人才资源的培植增长又不是在短期内能够迅速解决的。二是虚拟资本增长过快，产业严重空心化。以美国为例，从1977年到2006年，30年间虚拟资本规模扩张了13倍。2018年，美国GDP高达18万亿美元，但实体经济占比只有不足5万亿美元，这典型地暴露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投机性、寄生性，经济风险明显增大。三是资本力量过强。资本垄断正从19世纪的私人垄断、20世纪的国家垄断，走向21世纪的跨国垄断乃至全球垄断。资本凌驾社会之上，绑架国家，掠夺劳动，肆意妄为，严重压制了社会活力，削弱了国家的治理功能，反映出垄断资本的腐朽性。四是贫富分化、阶层分化严重。据统计，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的财富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1980年的9%上升到2007年的23.5%，2018年这一比率超过38.6%。另外，美国社会由来已久的种族歧视也是导致社会动荡的重要因素。“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三次普遍性危机已悄然形成”。另一方面，中国正在走向和平崛起。中国的崛起是几代中国人艰苦创业、不懈奋斗的结果。其突出表现是：一是生产力大发展，为中国和平崛起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2019年中国GDP已达99.1万亿元，超过世界的16%，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中国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中国共产党又把提高人口素质、激发人的创造活力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根本途径，改变了中国生产力的性质、结构和面貌。二是生产关系大变革，为中国和平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加快了从“人治”向“法治”转变的步伐。截至2019年6月，“中国现行有效法律272部，行政法规671部，地方性法规、规章5万多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部“民法典共7编1260条，10万多字，是我国法律体系中条文最多、体量最大、编章结构最复杂的一部法律”。依法治国的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形成。三是思想观念大变化，为中国和平崛起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入人心，市场经济意识、法治至上意识、共同富裕意识、创新求新意识、多元共存意识、独立思考意识、拼搏竞争意识、以人为本意识、自由平等意识、生态文明意识已经成为全社会主流思想观念。四是人民生活水平大提高，为中国和平崛起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2018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达到9732美元，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九年制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3.8%，医疗保险覆盖超13亿人，基本实现全民医保。人民群众得到越来越多的实惠，他们对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充满自信。西方走向衰落和中国走向和平崛起得到世界广泛的承认。

　　（二）世界现代化增添新的发展模式

　　近代以来，在人类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本主义曾经一路领先、风光无限，创造了现代化的各种模式。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英美模式”和“德国模式”。现代化的其他模式如“东亚模式”“印度模式”“拉美模式”等，其在本质上都是“英美模式”或“北欧模式”的洐变。“苏联模式”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影响最大的发展模式，因“苏东剧变”以及自身存在的问题而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国模式是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文化的综合统一体。其最突出的特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坚持共产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不搞“两院制”，实行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坚持中国特色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不仅与当今资本主义制度相区别，也与其他社会主义制度模式相区别。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人民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依靠者，而且是财富的占有者、使用者，国家制度的制定者、监督者，利益的创造者、共享者。这不仅与以资本为主体的英美模式相区别，也与以国家为主体的苏联模式相区别。三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共同发展，国家调控作用和市场决定作用相结合，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相结合，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相结合，这在西方教科书上基本是空白，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四是坚持走综合创新的文化发展道路，形成了“以马为本，以中为根，以西为用”的独特文化发展格局。这种文化格局不仅与西方兜售的“普世价值”、排斥异己的文化模式相区别，也与一些发展中国家闭关自守、排斥外来的文化模式相区别。五是坚持向改革和创新寻求动力之源，不但考虑中国自身的发展，而且为世界发展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智慧，这与近代以来西方大国通过殖民主义、掠夺弱小国家而崛起的霸权之路截然不同。现在，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模式创造了“两个奇迹”，实现了“三个伟大飞跃”，站在“三个前所未有”的平台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拥有“十三个显著优势”。到建党一百周年时，中国将形成一套完整的、定型的、成熟的制度体系。这一切都说明，中国模式已经走向成熟，得到世界广泛的认同。

　　（三）争夺新工业革命领导权的斗争激烈

　　生产力是时代划分的重要依据。近代以来，工业革命成为推动全球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谁主导了工业革命谁就在全球发展中处于主导的有利的地位。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已经历三次工业革命，而这三次工业革命都是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在整个工业革命的进程中，中国人基本处于被动追赶的地位。对于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国人几乎一无所知。在经受了鸦片战争的打击后，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先后掀起“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等一系列追赶世界现代化潮流的运动，播下了中国现代化的最早种子。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天起就为中国的现代化而奋斗。新中国一成立，中国共产党人就坚定地把实现国家工业化作为长远的奋斗目标。截至2016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规模达3万亿美元，占世界的比重为24.5%。到2018年，这一比重增长到28%以上，工业增加值规模首次超过30万亿元。现在，以新材料技术、基因工程、智能机器人、量子技术、核聚变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叩击中国的大门，中国人完全有可能也有能力完整地抓住这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引领世界工业革命的潮流。首先，对于中国来说，前三次工业革命既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历史教训，也积累了奋力赶超的历史经验，深刻体会到抓住工业革命主导权的重要性，这是中国走向未来最为宝贵的历史财富。其次，党的十九大概括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国未来的战略目标、发展理念、发展布局、安全保障等问题都作了系统论述，制定了一系列振兴科技、实现创新发展的战略、规划和制度，奠定了中国赢得未来的重要思想基础和制度基础。再次，中国生产力迅猛发展，国家对创新的高度重视和各类科研人才的培养，能够为未来创新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人才保障。习近平指出：“在一些科技领域，我国正在由‘跟跑者’变为‘同行者’，甚至是‘领跑者’。”而我们与西方国家的不同在于：西方国家的工业化经历了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用了二百多年的时间，而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追回来，就必须采取“并联式”的发展策略。为阻止中国在新工业革命中前进的脚步，美国自特朗普执政以来，不择手段地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和机构，甚至以中美“脱钩”相威胁。可见，目前争夺第四次工业革命主导权的斗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我们只有稳住阵脚，沉着应对，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抓住核心和关键，“咬定青山不放松”，继续艰苦创业，不懈奋斗，才能披荆斩棘，实现新的跨越发展，夺得这场对中华民族具有决定性历史意义的重大博弈的胜利。

　　（四）全球治理面临新的严峻挑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和苏联为争夺世界霸权，形成“两大阵营”， 冷战状态持续了近半个世纪。20世纪90年代，苏联的解体进一步助长了美国的霸权主义。时至今日，全球问题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联合国的“日常议题”网页确定了32个“日常议题”，其中，生存环境危机、核战争危机、南北贫富分化危机、不同文明危机、价值危机成为当今人类面临的最为深层的问题。美英等国为一己之私，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一味奉行单边主义，一再“退群”“筑墙”“打贸易战”。新冠疫情暴发后，美国为推卸不治之责，先后甩锅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停止向世卫组织交纳会费。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认为，“二战”以来引导世界的所有规则、政策和机构大都走到了尽头。“事实表明，这个世界正在偏离过去近400年来的历史轨迹。”面对日益复杂的全球问题，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设想，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对待全球问题的中轴线。习近平指出，世界的命运握在各国人民手中，人类前途系于各国人民的抉择。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人类也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世界怎么了？我们该怎么办？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其具体途径：一是通过对话协商，从而实现世界持久和平；二是通过共建共享，从而实现世界普遍安全；三是通过合作共赢，实现世界共同繁荣；四是通过交流互鉴，实现世界开放包容；五是通过绿色低碳，实现世界清洁美丽。2017年11月2日，第七十二届联大会议将中国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写入“防止外空军备竞赛进一步切实措施”和“不首先在外空放置武器”两份安全决议，填补了联合国国际安全领域决议的空白。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得到世界123个国家、29个国际组织的支持和响应。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责任担当。

　　在中国百年现代化的历程中，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根据时代要求，提出新的战略策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根据新时代国内外形势的要求，围绕“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方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战略目标、发展理念、发展布局、战略步骤、外部条件等基本问题进行新的系统论述，明确回答了中国现代化“到哪里去，怎么干”的问题，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骨架。

　　（一）强调中国现代化的价值取向

　　人民是中国现代化的根本价值取向。“群众利益始终是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方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本政治立场的体现，而且是中国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本质区别。然而，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受发展条件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出现了发展不平衡、分配不公、贫富分化等问题，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在一些人的心目中也一度变得模糊不清。针对这些问题，习近平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宗旨，对新时代坚持什么样的价值取向的问题作了明确的回答。首先，把人民群众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根本依靠。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党只有密切联系群众，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才能涉过“深水区”，啃下“硬骨头”。其次，为群众做好具体的实事，把人民的冷暖时刻挂在心上。比如，食品是否安全，暖气能否及时供应，雾霾能否减轻，河湖能否清澈，垃圾处理能否做到无害，养老服务能否顺心，等等。把“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标准。再次，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人民群众的需要层次明显提高。共产党人对此决不能袖手旁观，无动于衷，要在促进全体人民自身发展的同时，为每个社会成员发展自身能力提供平等的舞台和平台、机会和规则、管理和服务，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

　　（二）调整中国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主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为中国现代化和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各方面的坚实基础。从1956年党的八大起，我们党就一直把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我国迈向现代化的新局面。党的十二大再次强调要逐步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十三大根据我国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制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以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为核心目标。党的十五大在“三步走”战略的基础上，提出21世纪前10年比2000年翻一番，初步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之后，党的十七大和十八大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了更为全面的论述，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个方面思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增添了“增强发展的协调性，努力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加快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生态文明”等新的内容。党的十九大根据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已有经验和新的实际，对“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行全面审视和统筹思考，提出到建党一百周年时，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把“三步走”战略中的第三步，即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提前到2035年。在此基础上，提出到21纪中叶，即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时，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对中国现代化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的最新调整。

　　（三）创新关系现代化全局的发展理念

　　中国现代化需要先进的理念作先导。“发展什么，怎样发展”，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中一直存在的重大难题。每一代领导集体都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不断思考和探索，提出适应时代要求的发展理念，积累了丰富的发展经验。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就一再强调，对苏联模式不要过于迷信，要打倒思想上的“奴隶主义”，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独立自主地干中国式的现代化。提出要正确处理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的关系，经济上做到“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政治上创造“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局面；文化上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这些都是富有创新性和探索性的新理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重新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许多思想禁区被打破，用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改革开放的理念、初级阶段的理念、市场经济的理念、共同富裕的理念、多元竞争的理念、和平发展的理念、“一国两制”的理念、协调发展的理念——冲破旧理念旧思想的束缚和禁锢。为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尽快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中央在发展政策上强调大胆试，大胆闯，发展能多快就多快，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有条件的地方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当然在实际工作中，受多种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形成了重掘取利用轻恢复还原、重提高生产效率轻社会公平、重经济发展轻社会发展、重城市发展轻农村发展、重物质财富轻精神提升等片面思维，“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一直存在着，其结果导致资源浪费、发展失衡、信仰缺失、腐败流行、生态恶化等问题。基于这种情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所呈现的，本质上是一种创新发展、还原发展、保质发展、平衡发展、普惠发展、精准发展的发展观。其中，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五大发展理念紧密联系、层层递进、顺理成章、交相辉映，是关系我国现代化发展全局的思想理念的深刻变革。

　　（四）谋划现代化整体推进的发展布局

　　历史实践表明，现代化绝不仅仅是某一方面或几个方面的简单相加，而是包括人及其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生态环境在内的诸多要素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综合性、整体性过程。虽然在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文献里没有明确的“总布局”这样的字眼，但这并不意味着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没有总布局的思想。早在20世纪40年代，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文献中，毛泽东就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疑问，为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打下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邓小平从哲学高度强调“两个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两个文明”概括了生产生活的一切方面。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总体布局”这一概念，明确肯定了“两个文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1992年，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邓小平再次强调，要坚持“两手抓，两只手都要硬”，“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入新世纪，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充分的问题更加突出。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目的在于通过改革，“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形成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体系；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武装力量体系；联系广泛、服务群众的群团工作体系”。正确处理现代化进程新的矛盾，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强调的是中国现代化的全面性、系统性、整体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强调的则是中国现代化的深刻性、艰巨性、长远性。“战略布局”和“总体布局”一起，成为整体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新战略安排。

　　（五）部署维护现代化发展环境的安全保障

　　中国要实现现代化，需要一个安全、和平的国际国内环境。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和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一方面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作为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基础，广交朋友。另一方面，遵照“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方针，对来犯之敌给予坚决打击，有力维护了国家安全。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反复强调：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始终把国家安全放在第一位。“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20世纪90年代，根据国际军事斗争的新形势，中国提出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跨世纪发展的战略目标，要求实现“两个转变”，即“在军事斗争的准备上，从一般条件下局部战争向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转变；在军队建设规模上，从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国家安全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维护各领域国家安全，构建国家安全体系，走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同时，根据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要求，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推动军队和国防现代化改革，努力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的军队”。习近平关于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创造和平安定环境的重要论述，丰富和发展了国家安全观的内涵和外延，成为做好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的指导方针。

　　（六）构建中国现代化与世界发展的新型关系

　　中国现代化与世界的发展息息相关。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人类的联系更加便捷和密切。与此同时，人类面临的挑战和风险也空前加剧、层出不穷，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有生存环境危机、核战争危机、南北贫富差距危机、不同文明危机、道德危机、价值危机等等。面对危机，人类将向何处去？世纪之交，世界各国的思想家、政治家都在思考这一问题，提出了很多理论观点，如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nyama）的“历史终结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布热津斯基的“混乱失控论”、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的“反恐战争论”和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论”等等。针对世界发展进程中的共同问题和中国发展面临的特殊问题，习近平一方面在各种场合批驳外界关于中国的不实之词，他指出：中国具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渗透着“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与西方人奉行的“零和博弈、国强必霸”的逻辑根本不同。另一方面，他又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世界共赢共享的“中国方案”，其内涵所指，包括“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发展共同体”“民族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多种含义，本质上是和平发展的新型时代观、平等互利的新型交往观、义利统一的新型价值观、包容互鉴的新型文明观的综合统一。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本质上是中国现代化未来走向的设计蓝图。其目标安排和战略策略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有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党才能经受住各种风险考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