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成龙，哲学博士，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浙江大学研究基地首席专家；郭金玲，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探求中国现代化道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思想主题，经历了艰难曲折、不懈奋斗的过程，依次形成五个既一脉相承又创新发展的重大构想：融汇东西、立足救国的“第三文明”构想；突破美苏、立足建立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构想；独立自主、立足兴国的“适合中国”构想；放眼世界、立足富国的中国特色构想；整体布局、立足强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构想。在中国共产党诞辰百年之际，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现代化创业发展的历史，对我们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把握发展规律，总结发展经验，坚定“四个自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国现代化道路；百年探索
近代以来，现代化成为世界历史的主题和潮流。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西方各国包括中国的近邻日本，都已先后完成两次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建立了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在中国，不实现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从李大钊到毛泽东、邓小平和习近平，都一以贯之地探索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依次形成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五个重大构想，积累了无比丰富的经验，实现了“三个伟大飞跃”，创造了“两个奇迹”。在中国共产党诞辰百年之际，回顾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探索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艰辛历程，挖掘每个重大构想中最闪烁时代光辉、深刻启迪后人的思想要点，对我们在新时代进一步把握发展规律，总结发展经验，从而坚定“四个自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融汇东西、立足救国的“第三文明”构想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中国还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如何打倒军阀，摆脱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瓜分和掠夺，挽救民族危机，取得国家独立和解放，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的首个重大课题。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借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东风，从人类文明发展视角反思中国面临的危机，认为：中国面临的并不是单纯某一方面的危机，而是整个中华文明的危机；当下，应以俄罗斯文明为媒介，打破既有界限，走俄国革命道路，取长补短，融汇中西，创造人类新型文明，他称之为“第三文明”，又称“社会主义文明”。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最初构想。这一构想的主要内容有以下方面。
一是生产整理改造论。现代化大工业代表了人类前进的方向。但就当时中国的国情而言，因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他们绝大部分是半赤贫的小农”[1]（P35），要改变中国的这种落后状况，首先要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除去一部分的有土农夫，凡大资本的企业，……收归国有，在人民会议代表人支配之下，照常办理。自国家银行以下所有的银行，均收归共有，而停止其从前的业务，有限的归于消灭”[2]（P165）；而“中间的中介人、代理人一类的职业均被抑止。小工商业及运输机关，亦渐次收归国有。生产行于大工厂。分配集中于大中心。市场运输归于国营。除去有土农夫所有的土地以外，土地亦收归国有，但在新组织之下，他种职业未觅得以前，此项农民仍准续理前业”[2]（P166）。另外，“私营的生产机关既经废止，一切生产事业都归国营，则小工厂都合并于大规模的工厂……依极经济的组织与方法，把资本、劳力与天然均成经济化，利用自然力开发富源，俾利国用”[2]（P166）；产品的分配要以国家作为中介来掌握供求关系的平衡，并通过分配组织以货币的形式进行交换，以达到公平分配的目的。“生产品……有直接分配于消费者，有分配于他业者。……国家将生产品经过一回中心市场，使有货币者得以换取所需的物件，售价适应于此期流行的货币”[2]（P168）；在生产组织形式上，“社会主义之下，资本可以集中，劳力可以普及”[3]（P353）；“中国不欲振兴实业则已，如欲振兴实业，非先实行社会主义不可”[3]（P354）。此外，社会主义国家间可以开展经济合作，“社会主义的国家间，苟有旷土，不许闭户自封，依社会主义的民族平和的解决”[2]（P167）。总之，在李大钊看来，社会主义是有计划地组织生产，使生产品不断增殖，又进行极为公平分配的“整理生产的方法”[2]（P457）。“社会主义”意味着物质财富和精神产品极为丰富、人人享受幸福的社会。李大钊已经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照这样看来，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是整理生产的，不是破坏生产的”[2]（P458）。
二是平民主义政治论。在现今世界，平民主义（democracy）已经成为“最伟大、最普遍的潮流”，它的光芒照耀到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自政治、社会、产业、教育、文学、美术，乃至风俗、服饰等等，没有不着他的颜色的”，今日已风靡全世界[2]（P102）。平民主义是一个立体结构的思想，它“不仅是一个具体的政治制度，实在是一个抽象的人生哲学；不仅是一个纯粹的理解的产物，实在是濡染了很深的感情、冲动、欲求的光泽”[2]（P102）。平民主义有资本主义的平民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平民主义之分。社会主义下的平民主义意味着人与人之间身份和地位的真实平等。不论是官吏还是普通公民，皆为国家公仆。人人皆为治者，同时也皆互为属隶，阶级鸿沟不复存在。“无论富者统治贫者，贫者统治富者；男子统治女子，女子统治男子；强者统治弱者，弱者统治强者；老者统治幼者，幼者统治老者，凡此种种擅用与治服的体制，均为社会主义的精神所不许。”[2]（P7）针对有人把平民主义等同于“多数政治”（government by majority）的错误认识，李大钊指出：“‘自由政治’的神髓，不在以多数强制少数，而在使一问题发生时，人人得以自由公平的态度，为充分的谈论，详确的商榷，求一个公同的认可。”[2]（P146）资产阶级的平民政治“仅为哓舌的机关”“而特权政治则在内幕中施行”[2]（P104）。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虽亦是平民政治的一种，但它已是“新式的政治”。在革命时期，为镇压反动派的死灰复燃，为使新的社会制度得以巩固，不能不经历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但在私有制度完全废止的情况下，平民主义意味着从人的统治转向对事物的管理，“他的统治的意义，将渐就消泯，以事物的管理代替了人身的统治”[2]（P105）。
三是物心两面改造论。自古以来，中国以农业立国，与这种农业经济相适应，孔子的学说支配中国人心有两千余年。但现在，时代变了，西洋的工业文明打进来了，中国的农业经济因受其压迫而产生根本动摇，支撑中国几千年的孔门伦理及其封建礼教也开始坍塌。李大钊积极肯定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的伦理运动和人道运动对社会改造的价值，“各国社会主义者，也都有注重于伦理的运动、人道的运动的倾向，这也未必不是社会改造的曙光，人类真正历史的前兆”[3]（P22）。在这里，李大钊把阶级斗争和人道主义融铸在一起。他认为，只有建立在这两者基础上的改造才是真正的社会改造；也唯有如此，社会改造方能真正完成。他把这种改造称为心物、灵肉一致的改造：“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等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3]（P23）社会主义是获得自由，充满快乐和喜悦，而且具有美感的社会，“在社会主义制度底下做工，是很愉快的，很舒服的，并不像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作，非常劳苦，同那牛马一样，得不到一点人生的乐趣”[2]（P458）。
二、突破美苏、立足建立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构想
20世纪40年代，中国的抗日战争如火如荼，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要领导人民进行艰苦的抗战，而且要为广大人民指明方向，回答“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在革命取得胜利后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毛泽东先后发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文章，提出建立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构想。这一构想设计的现代化道路，既不同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模式，也不同于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模式。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第二个重大构想。其主要内容涉及以下方面。
一是工业化新型经济纲领论。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大工业，而不是手工业，“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4]（P207）。为了实现改变生产力落后状况这个首要目标，要允许国营经济、合作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五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存，共同发展，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但要没收官僚垄断资本归人民民主国家所有，将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等国家经济命脉归国家所有，使其在整个经济中起主导作用。要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必要的发展、适当的发展、适度的发展，这个“度”就是私人资本不能占据国民经济命脉，操纵国计民生，这是节制资本之要旨。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族工商业、私人工商业，要采取保护政策，保护其私有财产，保护其正当权益，保护其健康发展。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是土地制度问题，要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自主自愿地发展多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4]（P207），也是科学社会主义区别于农业社会主义的本质特点。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但市场关系与利益分配应在国家调节之下，不使私人资本通过垄断市场操纵国计民生。中国工业化、现代化资金不足，技术不足，可向其他发达国家开放引进。
二是民主化新型政治纲领论。共产党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创建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国。当时的中国，大部分地区关于国家民主化的工作基本上还未着手，日本帝国主义就利用这个最根本的弱点，大踏步地打了进来；再不变计，民族的命运是非常危险的，“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这两件事，是目前中国的头等大事”[5]（P731）。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它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同时，也还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5]（P732）。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治的典型特点是建立多党联合政府，因而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做的政治报告的题目叫《论联合政府》：由人民选举的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的最高机关，实行人民立法，决定大政方针，选举各级政府，政府机关在人民代表大会的委托下、监督下集中处理日常事务。当黄炎培问起新型政权如何跳出官僚腐败、蜕化变质的周期率时，毛泽东最为强调的就是人民监督：“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6]（P439）为了反对封建专制，走向民主政治，重要的基础之一就是人的个性解放。“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不赞成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赞成保护私有财产，其实是不对的。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则正是解除这些束缚和停止这种破坏，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7]（P1058）解放个性，是社会主义不同于封建主义的本质特点，“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4]（P208）。为了个性解放，必须多方面、多层次地发展人权：“人民各项权利，在我们这里，只能说实现了几个重要部分，例如，管理政府，工作权，在现有物质条件限制下的言论、出版、集会权等。至于休息权，中国目前大体上还谈不到，工农更是如此。教育权、老病保养权，还在走头一步。”[4]（P232）
三是中国化新型文化纲领论。新民主主义文化代表着一种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融合而成的新型文明，具有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三大特征，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意味着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革命。新民主主义文化充分肯定知识分子是国家和社会的宝贵财富，是治党治国治军的骨干力量，是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主体力量，因而知识分子问题在中国文化落后的国情下显得特别重要。从中国广大群众文化落后的现状出发，文化建设中必须解决好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锦上添花与雪中送炭、提高与普及的关系，要从扫除文盲做起，从农民教育做起，从基础教育做起，并注意普及与提高的辩证统一，最终达到创造新型文明的目标。还要注意把民主主义、国际主义、时代精神的思想内容，与民族语言、民族传统、民族形式有机统一起来，使新民主主义文化富有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特点、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毛泽东倡导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就是不管古代的、现代的还是中国的、外国的，一切人类文明成果都要综合起来，兼收并蓄，最终走向一个新目标，就是创造中国新民主主义新文化，树立现代化与中国化统一的民族精神，培养一大批创造新社会的新人。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中心点，就是批判和继承古今中外一切文明成果，创造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统一的现代新型文明。
三、独立自主、立足兴国的“适合中国”构想
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建立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构想，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三大改造”，取得抗美援朝的胜利，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但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由于缺乏经验，又照搬了苏联模式，在实践中暴露出诸多方面的弊病。怎样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独立自主地干 中国式的现代化，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面对的新难题。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大量艰苦卓绝的工作，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人都曾发表了大量论述，特别是以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代表。这些论述的突出特点就是，坚持唯物辩证法，打破条条框框，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善于吸收世界先进文明成果，进行综合创新，只要适合中国就行。毛泽东指出：“不可能设想，社会主义制度在各国的具体发展过程和表现形式，只能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格式。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9]（P143）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第三个重大构想。这一构想的内容包括：
统筹兼顾的经济建设论。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怎样搞经济建设，这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严峻考验。1956年3-4月间，已经63岁的毛泽东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论十大关系》。与苏联以往的说法根本不同的是，毛泽东明确肯定，“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8]（P44）。处理好这些矛盾的关键在于坚持唯物辩证法，我们的目的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8]（P23）。如何处理社会主义与自由市场的关系？党的八大明确提出：自由市场是对国家市场的必要补充，“我们应当改进现行的市场管理办法，取消过严过死的限制；并且应当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的一定范围内，允许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10]（P237）。在与工商界人士的谈话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自由市场与国有市场可以“成双成对”，“地下”可以转为“地上”，不合法的使它合法化，还可以雇工；“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8]（P170）。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回顾了这段历史。他指出：1956年4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1960年3月，在与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的谈话中，毛泽东又坦率承认，从1950年到1959年这十年当中，“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是总照抄。我们不懂嘛，只好抄苏联的。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我们就不照抄了”[11]（P158）。1960年6月，在《十年总结》的短文中，他进一步指出：“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12]（P213）。生
动活泼的民主政治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建设社会主义新型民主政治，这是另一个重大难题，同样没有好的先例可循。1957年，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明确肯定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他认为，人民内部矛盾在现阶段有着多方面的表现，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同时，还有政府和群众，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8]（P206）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8]（P209）。处理不同利益主体间的矛盾，要坚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坚持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毛泽东提出了发展中国特色新型民主的目标，即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11]（P293）。
百花齐放的文化创新论。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新型文化，同样是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重大难题。1956年8月24日，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毛泽东指出：文化既有共性，但也有个性，表现形式要多样化，“地球上有二十七亿人，如果唱一种曲子是不行的。无论东方西方，各民族都要有自己的东西”[8]（P77）。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创造反映自己本民族、具有中国特点的作品。民族形式可以掺杂一些外国的东西，把学到的东西中国化，“不中不西的东西也可以搞一点，只要有人欢迎”[8]（P77）。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学来创作中国的东西。“中国的和外国的，两边都要学好。半瓶醋是不行的，要使两个半瓶醋变成两个一瓶醋”“非驴非马也可以。骡子就是非驴非马。驴马结合是会改变形象的，不会完全不变”[8]（P82）。显然，毛泽东的意思是打破条条框框，善于吸取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兼收并蓄，综合创新。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更加鲜明地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说：“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8]（P229）在对科学和艺术的是非争论上，也应坚持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都要进行创造，产生自己的理论家，写出新的著作，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11]（P109）。
四、放眼世界、立足富国的中国特色构想
新中国成立最初的30年，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取得社会主义建设多方面的成就。但受国内外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与世界现代化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时，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为贫穷的国家之一。从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反思历史的经验教训，进一步从中国国情出发，突破苏联模式的束缚，广泛学习世界各国有益于中国现代化的经验，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迈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第四个重大构想。这一构想的内容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
一是社会主义本质论。邓小平一再反思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认为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最根本的问题没有真正搞清楚，导致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他一再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要实行“按需分配”，没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怎么可能做到。在不同的讲话中，邓小平把发展生产力提到社会主义时期的根本任务、首要任务、主要任务、第一个任务、中心任务、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的高度。只有发展生产力，才可能提高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真正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3]（P373）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阶段，一切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党的十三大制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以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为核心目标；党的十五大在“三步走”战略的基础上，提出21世纪前10年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初步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之后，党的十七大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了更为全面的论述，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个方面思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增添了“增强发展的协调性，努力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加快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生态文明”等新的内容。
二是改革开放论。改革开放是发展社会主义的动力之源。邓小平指出：在党和国家管理机构中，官僚主义盛行，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14]（P150）。不改革开放，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同时，根据中国的经验，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是不利的。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离开其他国家而独善其身。改革是对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在内的体制机制的大变革：“这是一场革命。当然，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14]（P397）当然，改革不是推倒一切，另起炉灶，从头再来，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13]（P138）改革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13]（P371）
三是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到底能不能搞市场经济，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难题。苏联模式过早结束了列宁晚年的新经济政策，将市场经济完全排除在社会主义之外。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表明，计划和市场仅仅是发展的手段，本质上没有姓“社”姓“资”的区别。早在1979年会见外宾时，邓小平就发出质疑：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能搞市场经济？1982年，党的十二大首次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思想，把市场机制正式引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对计划和市场平行看待，强调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1992年，党的十四大根据邓小平的建议，明确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并初步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框架。随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十四大确定的目标、要求和原则等加以系统化、具体化，阐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成为建立新经济体制的宏伟蓝图。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公有制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这次报告还明确肯定：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私营等非多种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2002年，党的十六大进一步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确立了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
四是先进政党论。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重新制定党的政治路线，坚持用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正确政治路线的执行。邓小平指出：“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14]（P192）针对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腐败现象，邓小平和陈云等人一再强调：党的作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20世纪80年代末，邓小平告诫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13]（P314）20-21世纪的世纪之交，国际上发生了一系列政权更迭、政党衰亡的重大事件，引起了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高度关注，把执政党建设问题摆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江泽民指出：我们党要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就必须始终做到“三个代表”：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揭示了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成为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党的十六大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提出要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要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以增强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这在党的建设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新举措。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专门就如何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作出决定，要求适应新世纪新阶段新形势的需要，着力提升党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五是科学发展论。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们党始终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两手抓，两只手都硬”，要搞好“综合平衡”，不能搞“单打一”，做到整体考虑，有序发展，“照辩证法办事”，正确处理共性与个性、计划与市场、政治与经济、速度和效益、先富后富与共同富裕、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改革发展与稳定、全局与局部、本质与现象等关系。但在实际工作中，受主客观多种因素的影响，形成了重掘取利用轻恢复还原、重提高生产效率轻社会发展公平、重经济发展轻社会发展、重城市发展轻农村发展、重物质财富轻精神提升的片面思维，“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一直存在着，结果导致资源浪费、发展失衡、信仰缺失、腐败流行、生态恶化等问题。基于这种情况，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对发展的本质要义、核心价值、基本要求、根本方法都作了明确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拓展为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总布局；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拓展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把“生态文明”首次写入报告，从而把“三个文明”进一步扩展为“四个文明”；把“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扩展为“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等等。
五、整体设计、立足强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构想
经过几代共产党人艰苦不懈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举世界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跃上新的台阶。目前，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仍然存在诸多短板和被“卡脖子”的地方。如何突破国内外局势的限制，让中国真正成为世界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新的重大难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适应新时代要求，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突出特点就是加强对改革的整体设计，把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第五个重大构想。这一构想强调的：
一是两个大局论。习近平指出：“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15]（P77）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霸权日益走向衰落，正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突出表现为：虚拟资本过度增长，产业严重空心化；人口普遍老化，生产力发展所需要的青壮年劳动力普遍缺乏；资本凌驾社会之上，绑架国家，掠夺劳动，肆意妄为，严重压制社会发展活力，削弱了国家的治理功能，贫富分化、阶层分化日益严重；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能力逐渐弱化，全球问题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中国正在走向和平崛起，突出表现为：国内生产力大发展，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生产关系大变革，一套完整的、定型的、成熟的制度体系基本形成；思想观念大变化，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入人心；人民生活水平大提高，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初步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未发展起来”时期进入“发展起来以后”时期，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两个大局”既揭示了中国现代化所处历史方位，也指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
二是战略安排论。习近平认为，中国现代化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必须进行顶层设计，做出总体的战略安排。其一，强调中国现代化的价值取向，提出人民永远是发展的根本价值，也是发展的根本动力，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中国现代化的根本出发点。其二，调整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目标，提出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对“三步走”战略目标的继承发展。其三，创新关系现代化全局的发展理念，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本质上是一种创新发展、还原发展、保质发展、平衡发展、普惠发展、精准发展的发展观。其四，谋划现代化整体推进的发展布局，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使中国现代化不仅在空间结构上更加完整，而且在时间视野上更加前沿，直指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充分的问题。其五，部署维护国家安全的发展环境，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站在全球高度，对安全进行整体性、综合性考虑，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同时，提出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的思想，要求始终聚焦备战打仗，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为加快把我军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指明了方向和路径，成为指导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其六，构建中国现代化的新型国际关系，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世界共赢共享的“中国方案”。其内涵所指，包括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发展共同体、民族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多种含义，本质上是和平发展的新型时代观、平等互利的新型交往观、义利统一的新型价值观、包容互鉴的新型文明观的综合统一。
三是深化改革论。改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步，是强国之路的根本动力所在。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深层次矛盾表现出来，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关键在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16]（P104-105）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总任务、总要求做出系统的设计和安排，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就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现代化法治体系进行了专门论述，提出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党的十九大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新的指导思想，而且对各领域的改革做出系统设计。十九届三中全会抓住所有改革中具有“领头羊”性质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提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总体方案。十九届四中全会着力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对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体系，政府治理体系，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体系，都做了系统的论述和具体的安排，为实现各项事务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提供了底线依据。
四是政治保证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只有全面从严治党，党才能经受住各种风险考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新的阶段。首先，通过理清思想逻辑坚定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近代以来各类政党中唯一具有科学理论武装并经受历史考验的政党，是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代表人民利益，做到人民利益、国家利益与世界利益的结合，能够为凝聚民心，有效动员群众进行国家治理，是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三个伟大飞跃”，创造了“两个奇迹”，迎来“三个前所未有”的局面，用实践效果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问题。其次，通过体制机制保证党的领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建立健全体制机制来保证党的领导。例如，明确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健全和强化党中央实行全面领导的体制机制；严格执行向党中央请示报告的制度；强调党和国家机构的体系化。通过深化改革，建构“五个体系”：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体系；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武装力量体系；联系广泛、服务群众的群团工作体系。再次，通过全面从严治党，提升党的治理效能。要求共产党人始终坚定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在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上，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
六、结语
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是不断探索中国现代化，为人民幸福美好生活和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的一百年，“五大构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和系统化。历史告诉我们：当下中国现代化的最新构想，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必然。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高度重视七种力量的作用。一是党的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现代化本质特征的体现，党的领导作用突出表现在总揽大局方向，推进制度建设，维护社会稳定，凝聚人民力量，制定战略策略，深化改革开放等各个方面。加强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这是中国现代化走向未来的必然要求之一。二是制度的力量。中国独特的社会制度能够有效协调和整合各主体的意愿，发挥各种因素的积极作用，集中力量办大事，同时有效抵制负能量的削减和分化作用。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这是中国现代化走向未来的必然要求之二。三是思想的力量。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能够把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目标与举措、世界潮流与民族特色结合起来，综合创新，为现代化发展提供方法论保证。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是中国现代化走向未来的必然要求之三。四是市场的力量。实现市场与社会主义的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造。市场具有进行商品交换、实现信息反馈、自动调节生产和需求、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优胜劣汰的功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同时发挥好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这是中国现代化走向未来的必然要求之四。五是人民的力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是中国现代化的独特价值取向。中国人民具有吃苦耐劳、勤奋进取、爱国敬业、中庸协合、善于学习、富于创新的特点。坚持人民群众作为权力主体、创造主体、评价主体、享受主体的统一，这是中国现代化走向未来的必然要求之五。六是文化的力量。中国现代化建立在五千年悠久文明的基础之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伦理、倡德主刑辅，重和谐、倡中庸之道，重实际、倡知行合一，重理性、倡人文教养等特点，成为中国现代化更为持久的深层力量。坚持“以马为本，以中为根，以西为用”，综合创新，这是中国现代化走向未来的必然要求之六。七是时代的力量。历史自进入近代以来，在科技革命、工业革命和交通革命的推动下，民族的历史开始向世界历史转变，中国共产党人正因为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置于世界发展潮流中，特别是把握了和平发展的良好机遇，使中国现代化真正走上腾飞之路。紧跟时代潮流，把握新工业革命制高点，这是中国现代化走向未来的必然要求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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